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苏北地区（今江苏北部，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等地）的地主阶层在饮食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和阶级特征
苏北地处黄淮平原，农业以水稻、小麦、棉花为主，土地肥沃，物产相对丰富。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通常占有大量田产，依靠佃农耕作获取收益。据《江苏近代农业史》统计，1930年代苏北地主家庭平均占有土地约50至200亩，大地主可达500亩以上。以盐城为例，1933年《盐城县志》记载，当地大地主每年可从佃农处收取粮食约2000至3000斤，现金租约占总收入的30%-40%。这种经济基础为地主的饮食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其在日常饮食中能够享用较为丰富的食材，而节假日则更显奢华。
在平时，苏北地主的饮食以米面为主，辅以肉类、蔬菜和地方特产，注重营养与口感。徐州地区地主多以小麦制品为主。《徐州地方志》记载，当地一位名叫李德元的中小地主，家有田地80亩，其日常饮食包括白面馒头、烙饼和杂粮粥，佐以自家腌制的咸菜和猪肉炖豆腐。史料描述，李家每日早饭为白面馒头配咸菜，中午主食是烙饼，搭配猪肉炖豆腐或鸡蛋炒韭菜，晚饭则多为杂粮粥加一小碟炒青菜。这种饮食结构在苏北地主中较为常见，猪肉是主要肉类来源，因养猪成本低且易于保存。据《江苏农村经济调查》，苏北农村每户地主平均年宰猪1-2头，肉类多用于自家消费或招待亲友。淮安的地主饮食则偏重米饭，因当地水稻种植广泛。《淮安县志》提到，淮安一位姓张的地主，拥有田地150亩，其家中平时一日三餐皆以大米饭为主，配菜包括清炒时蔬（如菠菜、豆芽）、咸鱼或红烧肉。张氏家眷回忆，每逢周日，家中会杀一只鸡，炖鸡汤佐餐，鸡肉切块与米饭同食，汤中加入姜片和葱段，味道鲜美。这种细节表明，地主在平时饮食中虽不铺张，但已明显优于农民的粗粮和稀粥。
盐城地主的平时饮食则因沿海地理位置而带有海鲜特色。《盐城农村调查》记载，当地一位名叫王福生的地主，拥有田产200亩，其家中常年储备咸鱼、干虾和海带。史料描述，王家每日早餐为米粥配咸鱼，中餐是米饭加炒海带丝和猪肉片，晚餐则常吃面条，面汤中加入干虾提鲜。王福生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午膳，炒海带丝甚嫩，猪肉片肥而不腻，食之甚欢。”这种饮食既利用了沿海资源，也体现了地主对食材多样性的追求。相比之下，连云港的地主因靠近山区，饮食中常融入山货。《连云港地方史料》提到，一位姓赵的地主，家有田地120亩，平时常吃小米粥配腌制的野兔肉或山鸡肉。赵氏家人回忆，每逢赶集日，赵家会从集市购回新鲜猪肝或羊肉，炒菜时加入大蒜和辣椒，增添风味。这些事例显示，苏北地主在平时饮食中注重主食与副食搭配，食材虽不算奢华，但已远超普通农民的单调膳食。
节假日的饮食则成为地主展示财富与地位的舞台，食材更丰富，烹饪更精致，宴席规模也更大。以春节为例，徐州地主的节庆饮食尤为丰盛。《徐州民俗志》记载，1939年春节，徐州一位姓刘的地主（田产300亩）举办家宴，桌上摆满十余道菜，包括红烧鲤鱼、清蒸鸡、猪蹄炖黄豆、五花肉炖粉条、炒青菜、炸丸子等，主食则是白面饺子和米饭。刘氏后人回忆，红烧鲤鱼用酱油和糖熬制，色泽红亮，鱼肉鲜嫩；清蒸鸡则选用自家养的土鸡，蒸制时撒上葱花和盐，香气扑鼻。宴席持续三日，亲戚邻里皆受邀，酒水以当地烧酒为主，每桌约耗费5银元。这种规模的宴席在当时农村极为罕见，普通农民春节仅能吃到杂粮饺子加一小块肥肉。淮安地主的春节饮食同样隆重。《淮安县志》描述，1941年春节，一位姓陈的地主（田产180亩）准备了八道菜，包括红烧肉、糖醋鱼、炖鸭、炒时蔬等，主食为糯米饭团和白面馒头。陈氏家眷回忆，红烧肉用五花肉慢炖，加入八角和桂皮，肥而不腻；糖醋鱼则选用运河鲜鱼，浇上糖醋汁，酸甜可口。宴席期间，家中还备有花生、瓜子和糖果，作为饭后点心，彰显节日的喜庆气氛。
盐城地主在节假日的饮食则突出海产品优势。《盐城社会调查》记载，1936年中秋节，盐城一位姓周的地主（田产250亩）设宴款待亲友，菜肴包括清蒸螃蟹、红烧海鳗、虾仁炒韭菜、猪肉炖海带等，主食为米饭和手工面条。周氏日记写道：“中秋夜宴，螃蟹肥美，蒸之即食，蘸醋汁甚妙；海鳗红烧，肉质细嫩，宾客皆赞。”此外，周家还准备了月饼，馅料为豆沙和五仁，配以自酿米酒，宴席耗资约8银元。连云港地主的节庆饮食则融合山珍。《连云港民俗史料》提到，1938年端午节，一位姓孙的地主（田产160亩）家中摆出六道菜，包括野鸡炖蘑菇、红烧兔肉、猪肉炒山野菜等，主食为粽子和白面馒头。孙氏家人回忆，野鸡炖蘑菇用山中采来的野生蘑菇，汤汁浓郁；粽子则以糯米和红枣包裹，蒸熟后甜香四溢。宴席间，孙家还端出自家酿制的黄酒，增添节日气氛。
除春节、中秋、端午等大节日外，地主的婚丧嫁娶等特殊日子也常伴随丰盛饮食。《徐州农村实况》记载，1937年一位徐州地主为其子婚礼设宴，桌上摆放红烧猪肘、蒸鱼、鸡汤、炒时蔬等十道菜，主食为白面花卷和米饭，甜点包括糖糕和芝麻饼。宾客约50人，宴席耗资15银元，持续两日。《淮安社会调查》提到，一位淮安地主为其母丧礼举办素宴，菜肴包括素炒豆芽、炖豆腐、炸素丸子等，主食为米饭和面条，虽无肉类，但用料讲究，耗资约6银元。这些事例表明，节假日和特殊场合的饮食不仅是地主满足口腹之欲的机会，更是炫耀财富、巩固社会关系的手段。
苏北地主饮食的平时与节假日差异，不仅体现在食材数量和种类上，还反映在烹饪方式和社交功能上。平时饮食以简单实用为主，注重家庭自给，例如徐州李德元的猪肉炖豆腐、淮安张氏的咸鱼配米饭，皆为日常家常菜，烹饪多由家中妇女完成，成本控制在每日0.1-0.2银元内。节假日则追求精致与排场，烹饪常聘请村中厨师，如盐城周氏的清蒸螃蟹需掌握火候，徐州刘氏的红烧鲤鱼需调制酱汁，成本可达5-15银元。平时饮食多为家庭内部消费，而节假日宴席则面向亲友和邻里，具有社交意义。《江苏民俗志》分析，地主通过节庆宴席强化与佃农及其他地主的关系，例如邀请佃农吃剩菜剩饭，既显示慷慨，又强化阶级差异。
地主饮食的丰富性也与苏北农业经济密切相关。据《江苏农业统计》，苏北年产稻米约200万吨，小麦150万吨，鱼类产量约5万吨，猪肉年产约10万吨。这些物产为地主提供了多样化的食材选择。然而，地主饮食并非一味奢华，受限于交通不便和市场发育不足，食材多依赖本地生产。例如，徐州地主少食海鲜，因远离海岸；盐城地主则少见山珍，因缺乏山区资源。《苏北经济调查》指出，地主饮食的地域性差异明显，徐州偏重面食和肉类，淮安以米饭和河鲜为主，盐城突出海味，连云港融入山货。
国民党政府时期，苏北地主饮食还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19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申报》报道，苏北米价由每石5银元涨至10银元，地主虽有余粮，但肉类和油脂消费减少。抗战时期（1937-1945），日军占领苏北部分地区，地主饮食受粮食征用影响。《盐城抗战史料》记载，1940年盐城一位地主因日军抢粮，春节仅能以杂粮粥和腌菜度日，往日的螃蟹和海鳗不再。即便如此，地主仍比农民更有余粮储备，避免了饥荒威胁。《淮安抗战回忆录》提到，一位淮安地主在1942年藏粮数百斤，平时仍能吃到米饭和猪肉，节庆时则拿出藏酒和干肉招待亲友。
通过上述史料和事例，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时期苏北地主的饮食在平时和节假日呈现鲜明对比。平时以米面为主，辅以肉类和地方特产，简单却营养充足，如徐州的猪肉炖豆腐、盐城的咸鱼海带；节假日则食材丰富，烹饪精致，宴席隆重，如淮安的糖醋鱼、连云港的野鸡炖蘑菇。这种差异源于地主的经济实力、地域资源和社会需求。尽管战乱和经济波动带来一定影响，地主仍凭借土地收益维持了较高的饮食水平，体现了其在苏北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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