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被打倒和批斗
1965年初，文化部整风结束，夏衍被正式免去了文化部副部长职务，从此赋闲在家。他染上了神经性皮炎，全身奇痒无比。这一年4月，一位友人离京前来向夏衍告别，走进夏衍位于北京南竹竿胡同的家时，只见原本热闹温馨的四合院里空落冷寂，夏衍孤独而平静地坐在一间空屋内，原本充满了两三间房屋的书籍不见了，墙上的名人字画和书桌上的两架电话也不见了，屋子里连一张报纸也没有，令人恻然。1966年2月，夏衍病体稍愈，即遵照组织安排，赴山西介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不久又因病回家。4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上街。夏衍在劫难逃。
这一年的6月16日，夏衍与其他被称为中宣部“阎王殿”的大小“阎王”一起，被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学院，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同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对“阎王殿”的万人批斗大会，夏衍被迫挂着沉重的牌子被揪上台去。牌子上写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为示羞辱，夏衍的名字上还被打了红色大叉。红卫兵对这位当时已经66岁的老人拳打脚踢。当造反派命令他们低头弯腰时，一颗纽扣从夏衍的衣服上掉了下来，他平静地捡起来收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8月14日，夏衍和齐燕铭、陈荒煤、林默涵等人被关押到了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名曰办“学习班”，实则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红卫兵小将要求他们把头发都剃得光光的，跪在地上唱“我有罪，我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夏衍“无论如何唱不出口”，挨打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他思考，“经过了这些‘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但即便是在这些时日，“学习班”的“学员”还可以每周六回家一次。可好景不长，1966年12月4日，正是夏衍回家的日子。当晚深夜1时，一大群红卫兵忽然闯进沈家来，把夏衍从床上拖起来叫跟着走。等到女儿沈宁追出门去，汽车已经绝尘而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家人才明白过来，父亲被造反派抓走了。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出于保护考虑直接下令干预，最终夏衍等人被送至大红门某卫戍区营地“监护”。
身体崩溃，失明
接下去的两年，斗争不断。专案组要夏衍写自传，“重新审查历史”。他被猛打，被迫改吃粗杂粮，被折磨至脚肿。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查，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了三四次……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1968年12月22日，因为身体虚弱，走路时稍微慢了一些，他被看守者踢倒致使右腿股骨胫骨骨折，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到了1969年2月，夏衍的旧疾十二指肠溃疡再次急性发作导致大出血，送医后稍有好转，又被继续送回逼供。监禁生涯里，他的视力大大减退。他自嘲“全身的皮都脱掉，重新换过了”，跟阎王爷打了一个招呼，或许是那几年“人满为患”，人家没收。
夏衍：“老实说，在过去我认为正的不一定正，我认为直的不一定直……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心’是复杂的。有好几个我几十年的‘老友’，居然为了做官而上了贼船。而另一些人，却经受住炼狱而保持了坚贞。”（致柯灵，1979.8.29）
“在‘招待所’八年又半，备经艰险，但我自信清白，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因此回家后亲友相见，都说我‘精神状态良好’，也只有这一点，觉得可以告慰于故友的。”（致李灏，1975.9.25）
烧焦火柴头写下的纸片
在监狱中，他的记忆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夏衍是个文人，但有着从政的经验，同时还有着新闻记者的敏感。1971年9月13日以后，他注意到附近小学传来的广播里，“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及其他一些名字忽然消失了，直到国庆节也没有出现。果然，第二年开始，夏衍可以被允许规定时间内会见家属了。
1972年9月7日上午，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带着女儿沈宁和外孙赵欣，儿子沈旦华夫妇和孙女沈芸六个人一起到公安部设在府学胡同卫戍区的接待室等候夏衍到来。当夏衍步入接待室时，沈宁看到时隔六年的父亲成了一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伤残老人，不禁泪流满面。
蔡淑馨连忙在一边安慰说：“多少人家都没有了，我们家都在，还添了人口。”夏衍微笑颔首。他最担心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使子女受到牵连，如今看到儿子不仅结婚还添了丁，顿感十分欣慰。赵欣和沈芸当时年纪还小，两人还争着玩爷爷的拐杖，待沈宁要阻止，夏衍却示意不要干预，开心地看着孙辈绕膝。会面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乘着看守不注意，夏衍递给女儿一张摺叠的厕纸，等到沈宁展开看时，那上面是夏衍用烧焦的火柴头写下的“不白之冤”四个字。
1975年被释放
1975年6月3日，夏衍被转移至“秦城”监狱，待遇提高了，干扰也相对少了。这时他的右眼已经近乎失明，牢房里的光照时间很短，他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夏衍最为得意的是拆被面、洗被面、缝被子，自己全会做，那一刻的成就感让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损目折肢”的人。他也终于获准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
6月17日，在江西丰城的林默涵写信给毛泽东，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信上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就这样，出狱的转机不期而遇。夏衍后来记录道：“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8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而对于这次的“释放”，夏衍的反应似乎迟钝了，他还懊恼：“刚刚洗好的被子，缝好了，还没来得及睡一觉，就让我回家，白忙了……”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院落已经破败不堪，原来独居的院子，已经迁入了七户人家，加上夏衍八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间客厅和两间东西房，再加一间紧东头的厨房厕所，前后院朝北的东侧的隔墙上写着一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标语。
沈芸记得，回到家的祖父夏衍就住在原来的客厅里，窄窄单人床紧挨着客厅西边的墙，床头放个茶几，床尾摆了把藤椅。一张吃饭用的四方桌放在屋子中间，冬天再生上个大炉子，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活动空间非常局促。
饶是如此，夏衍已深觉庆幸，他写信告诉老友：“十年来第一次得到团聚，深有‘生还偶然遂’之感。”当时，虽然监护解除了，但沈家门口经常还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还有人在打小报告。不过夏衍依旧感受到了光明和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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