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平民来说是血与死的代价，对权贵来说却是权与利的阶梯。
李长根，山东人，1950年入朝时才十九岁，隶属志愿军某师步兵连。那时候我们刚跨过鸭绿江，脚还没站稳，就被美军的飞机盯上了，天上轰隆隆的，像一群恶鬼在叫，白天不敢露头，只能晚上摸黑赶路，饿了就啃冻得硬邦邦的土豆，硬得牙都硌得生疼，渴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雪化成水时带着土腥味，咽下去像吞刀子，肚子咕咕叫也只能忍着。第一次上战场是在云山，11月初，天冷得手都握不住枪，风吹在脸上跟针扎似的，我记得那天晚上，山沟里全是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烧焦的味道，像地狱烧开了锅。我们连奉命冲一个高地，美军的机枪火力像泼水一样压过来，子弹嗖嗖地飞，身边的小张，十八岁的小伙子，刚喊了一句“冲啊”，就被子弹打中了胸口，血喷了我一脸，热乎乎的，黏在脸上抹都抹不掉，他倒下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像在问我为啥不拉他一把，我吓得腿软，手抖得连枪都拿不稳，但还是跟着大部队往前爬。高地上全是尸体，有我们的，也有敌人的，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烂泥里，有的尸体被炸得只剩半截，手脚散了一地，血水混着泥淌成小溪，我鞋子陷进去，拔出来时全是红的。后来我被俘是在一次撤退中，部队被美军坦克截断了后路，隆隆的履带声碾得人心慌，我躲在石头后面，腿被炮弹碎片炸得血肉模糊，疼得我咬破了嘴唇，血腥味满嘴都是，动不了。美军士兵过来时，我以为要死了，手都摸向腰里的手榴弹想同归于尽，可手指冻僵了，拉不开栓，结果他们拿枪托砸了我脑袋一下，我就昏过去了。醒来时已经在战俘营，腿上的伤口已经发臭，蛆在里面爬，白花花的蠕动看得人头皮发麻，我疼得想喊，嗓子却哑了，喊不出声。营里吃的是一团团发霉的玉米面，硬得像石头，咬下去牙龈都出血，喝的是浑浊的水，有时候还有死老鼠漂在上面，恶心得人想吐又不敢吐。我见过一个战友，叫老王，为了抢一块玉米面团，被看守用刺刀捅穿了肚子，血流了一地，红得刺眼，他抓着那块面团，死都不松手，眼睛瞪得像要跳出来，死了还攥得死死的。战俘营里最怕的是审讯，美军会把人吊起来，用电棍捅你，电流窜过身体，像针扎进骨头缝里，逼你说部队番号和计划，我咬着牙不说，他们就拿烧红的铁条烫我胳膊，皮肉焦糊的味儿扑鼻而来，烫得我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反反复复折腾。后来停战了，我被遣返回国，可腿废了，走路一瘸一拐，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像看个怪物，有的背地里说我当俘虏是叛徒，我也不敢说自己在战俘营的事，怕人骂我没骨气。直到老了，我还常梦见小张瞪着眼睛看我，血糊在他脸上，醒来一身冷汗，枕头都湿透了，心口像压了块石头，喘不上气。
赵福田，河北人，入朝时是炮兵连的观察员，负责在前线给后方报坐标，1951年春，我们在铁原附近布防，那地方山高坡陡，风一吹像刀子割脸，耳朵都冻得生疼，山上连棵遮风的树都没有，光秃秃的石头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战场上最吓人的不是枪炮，是美军的凝固汽油弹，那玩意儿扔下来，火一下子蹿起来，像红色的浪头扑过来，烧得人皮开肉绽，连骨头都能烧化，空气里全是焦肉味，熏得人喘不上气。我亲眼见过一个新兵，才十六岁，被烧得满地打滚，喊都喊不出声，嗓子被烧哑了，手在地上抓出一道道血痕，最后缩成一团黑炭，风一吹就散了，地上只剩一摊灰，连人形都看不出来。我们炮兵阵地经常被飞机轰，炸弹落下来，土和血一块飞，耳朵里全是“嗡嗡”声，分不清是炮响还是自己脑子坏了，有一次任务，我爬到山顶观察敌情，刚报完坐标，就被美军狙击手盯上了，子弹擦着我耳朵过去，耳朵当场聋了一半，血流下来糊住了半张脸，热得发烫。后来被俘是因为一次夜袭失败，我们连被包围了，炮弹把阵地炸得稀烂，炮管都被炸歪了，我被震晕在坑里，醒来时身边全是死人，胳膊上还压着一截断手，手指还攥着块石头，血已经冻成了冰碴子。美军把我拖走时，我身上全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衣服黏在身上，撕都撕不下来。战俘营里日子不是人过的，每天干活挖战壕，土硬得像铁，手磨得全是血泡，累得站不起来，看守还拿鞭子抽，抽一下皮就裂开，血渗出来冻在衣服上，疼得钻心。有个叫小刘的战友，饿得偷了看守的半块面包，被当场打断了腿，扔在营地门口冻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人就僵了，脸上还挂着冰霜，眼睛半睁着，像在看天。我被俘后最怕的是“劝降”，有些被洗脑的战友劝我投降，说跟着美军有饭吃，我啐了他们一口，骂他们没骨头，结果被看守用枪托砸掉了两颗牙，嘴里全是血腥味，牙床疼了好几个月。停战后，我没回大陆，去了台湾，觉得自己没脸回去，怕家人戳脊梁骨。到了那边才发现，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当兵的看不起我们这些“俘虏兵”，干活时总被指指点点，说我们是孬种，我后来在台北开了个小面摊，一个人过活，每天晚上关了摊子坐在小屋里，灯一晃就想起铁原那场大火，火光映在眼皮底下，觉得自己早该死在那儿了，活着反倒像受罪，夜里常被噩梦惊醒，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
孙有财，东北人，1952年入朝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老式马克沁到处跑，那年秋天，我们在五圣山打阻击战，天上下着雨，地上全是泥浆，滑得站都站不稳，机枪架起来一打就歪，子弹打出去都偏了。我记得那天敌人的炮火特别猛，山头被削平了一半，石头和树全炸飞了，空气里全是硫磺味，呛得人喘不过气，山坡上全是弹坑，深得能埋下一个人，里面全是血水和碎肉。我的任务是守一个山口，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个叫老杨的，肚子被炮弹炸开了，肠子流了一地，红白相间的，黏糊糊地挂在身上，他还抓着我的手让我别走，说怕疼，声音越来越小，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咽气，手上全是他的血，黏得洗都洗不掉。后来我被俘是因为弹尽粮绝，敌人冲上来时我还在装子弹，手指冻得根本动不了，被一个美国兵一脚踹翻，脸磕在石头上，牙掉了三颗，满嘴血腥味，头晕得天旋地转。战俘营里最惨的是冬天，帐篷漏风，风钻进来像刀子割肉，睡一觉起来身上全是霜，脚趾冻黑了，自己掰都掰不动，疼得钻心，吃的是更别提，一天就一小碗稀粥，里面漂着几粒米，饿得人眼睛发绿，胃里像有把刀在绞。我见过一个战友为了抢粥，把另一个战友的头按进泥里，俩人扭打成一团，结果都被看守用棍子打死了，尸体就扔在营地边上，乌鸦飞过来啄眼睛，黑乎乎的羽毛沾满了血。审讯时他们让我画部队地图，我不会画，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他们就拿水管往我嘴里灌，水灌满肚子，胀得像要爆开，吐出来全是血丝，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我熬到停战，被送回国，可家里人已经不认我了，说我当了俘虏是叛徒，连门都不让我进，我没地方去，就在山里搭了个窝棚，靠打猎过日子，风一吹就咳嗽，嗓子眼里全是血腥味。有一年冬天，雪太大，窝棚塌了，我被埋在里面，冻得迷迷糊糊，眼前全是五圣山上的血和泥，手脚都动不了，耳边好像还有老杨喊疼的声音，最后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意识模糊时只觉得冷得像掉进了冰窟。
张德全，河南人，1951年入朝时是卫生员，背着药箱到处跑，救人比打仗还忙。那年冬天，我们在长津湖附近作战，天冷得能把人冻成冰雕，风吹过来像鞭子抽脸，手伸出去不到一分钟就没知觉了，棉衣冻得硬邦邦，穿在身上像铁板。战场上到处是伤员，腿炸飞的，肚子破了的，喊声连成一片，我跑过去包扎，手指冻得拿不住纱布，血一沾上就结冰，红色的冰碴子挂在手上，像冻住的眼泪。我记得有个小战士，肚子被炮弹炸开了，肠子露出来，我给他塞回去，手上全是血和黏液，他疼得直抽搐，抓着我的胳膊喊“救我”，可我没麻药，只能眼看着他疼死，血流了一地，冻成一块红冰。后来被俘是因为一次转移伤员时，队伍被美军截住了，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地上全是火光，我背着一个伤员跑，腿被弹片划了个大口子，血淌了一路，伤员被炸死了，我也被震倒了，醒来时已经被绑在美军卡车上，腿上的血冻成了冰壳，疼得我直冒冷汗。战俘营里条件更糟，伤口没人管，发炎化脓，脓水顺着腿流下来，黄绿色的，臭得熏人，我自己拿石头砸烂了伤口，把脓挤出来，疼得满头大汗。吃的是一小块发黑的窝头，硬得像砖头，咬下去牙都疼，喝的水里全是泥沙，咽下去嗓子像被砂纸磨。营里有个老乡，叫小高，发烧烧得迷糊了，我给他擦身子降温，可没药，他还是死了，死时嘴里还喊着娘，眼睛没闭上，像在看我。我最怕的是看守拿伤员做试验，有一次他们抓了个伤重的战友，用刀在他腿上割，看他能活多久，血流了一地，那人喊得嗓子都破了，最后没气了，尸体被拖走喂狗。停战后，我回国了，可村里人说我当俘虏丢人，媳妇也跑了，我一个人住在破屋里，腿上的伤一到阴天就疼，疼得睡不着，晚上常想起长津湖的喊声，觉得自己没救下那些人，像欠了他们一辈子债，活着反倒成了负担。
王铁柱，山西人，1950年底入朝，是个炊事员，负责给部队做饭，可战场上哪有安稳做饭的地方。我们在汉江边扎营时，天天被炮弹轰，锅都被炸烂了，粮食也丢了一半，饿得战士们直骂娘。我记得有一次做饭，土豆刚煮上，美军飞机就来了，炸弹扔下来，锅炸飞了，土豆滚了一地，烫得我手上全是泡，我还得爬着去捡，身上全是泥和血。战场上最惨的是没吃的，前线打得凶，后勤跟不上，我们只能挖野菜，野菜吃多了拉肚子，拉出来全是绿水，肚子疼得直不起腰。后来被俘是因为一次运粮被伏击，车被炸翻了，我滚进沟里，腿摔断了，骨头戳出肉来，白森森的，疼得我满地打滚，美军过来时我爬都爬不动，被他们拖走了。战俘营里吃的更少，一天就一小块发霉的面团，饿得人眼睛发花，我见过两个战友为了一口面团打起来，一个把另一个掐死了，掐死后自己也疯了，整天抱着尸体哭。干活时得扛石头，腿疼得站不住，看守拿鞭子抽，抽得背上全是血道子，血干了黏在衣服上，脱下来皮都撕掉一块。最怕的是晚上，营地旁有狼嚎，饿极了的狼会跑进来咬人，有个战友半夜被咬掉了半张脸，血肉模糊地喊救命，没人敢过去，第二天早上只剩一堆骨头。审讯时他们让我说粮食藏哪，我不说，他们拿烙铁烫我胸口，皮烧焦了，疼得我晕过去，醒来身上全是汗和血。停战后，我回了山西，可腿断了干不了活，家里人嫌我是个累赘，我只能靠要饭过日子，拄着棍子走街串巷，晚上睡在桥洞里，风一吹就想起汉江边的炮声，觉得自己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日子过得像嚼蜡，没滋味也没盼头。
陈大山，四川人，1951年入朝时是步兵连的班长，带着十几个兄弟冲锋陷阵。那年夏天，我们在金城附近作战，天热得像蒸笼，汗水流下来黏在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上全是盐霜，痒得抓出血来。战场上最怕的是美军的炮击，炮弹落下来，地动山摇，身边的土被炸得飞起来，像下雨一样砸在头上，我见过一个兄弟被炮弹炸得只剩半边身子，血喷得老高，掉下来时还烫手，空气里全是血腥味和土味混在一起的怪味。被俘是因为一次夜战，我们连被包围了，子弹打光了，我拿刺刀跟敌人拼，刺中一个美国兵，他血喷了我一身，我也被他同伴用枪托砸晕了，醒来时已经在战俘营，手腕被铁丝绑得血肉模糊，疼得钻心。营里日子苦得没法说，每天干活搬石头，手磨得全是血泡，破了又结痂，结痂又磨破，吃饭是一小块发霉的窝头，饿得人直吞口水，有个战友抢食被看守用棍子打断了胳膊，骨头断裂的声音清脆得像劈柴，他疼得满地滚也没人管。审讯时他们让我说部队番号，我咬牙不说，他们拿冷水泼我，再用电棍电，电得我浑身抽搐，牙齿咬破了舌头，满嘴血腥味。停战后，我没回大陆，去了台湾，觉得回去了也没脸见人。到了台湾，我被编进部队，可那些本地兵看不起我们，骂我们是“投降兵”，干活时总被使唤来使唤去，后来我退了伍，在高雄摆了个修鞋摊，一个人过日子，晚上常梦见金城那场炮击，醒来时手还攥着拳头，像要抓什么，摊子生意不好，日子过得紧巴巴，心里的苦谁也不知道。
刘二宝，湖南人，1952年入朝时是通讯兵，负责拉电话线跑前跑后。那年春，我们在上甘岭作战，山上全是石头和弹坑，跑起来脚底全是血泡，天天被炮弹炸得头晕眼花，空气里全是硝烟味，呛得嗓子像着了火。战场上最惨的是信号断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我得爬出去接，子弹嗖嗖地飞，有一次我刚接好线，身边一个战友被狙击手打中了头，脑浆溅了我一身，白花花的黏在衣服上，我抖都抖不下来。被俘是因为一次送信，半路被美军截住，我跑不动了，腿被机枪扫中，血流了一地，疼得我满头冷汗，他们把我拖走时我还抓着信，死都不松手。战俘营里日子像地狱，每天挖土干活，腿上的伤口化脓，脓水流下来臭得熏人，吃的是一小碗稀粥，饿得人直打晃，有个战友偷了看守的半块饼，被当场打瞎了一只眼，血流下来糊住了脸。审讯时他们让我说部队位置，我不说，他们拿针扎我手指，扎得血肉模糊，疼得我晕过去又被泼醒。停战后，我去了台湾，怕回大陆被骂叛徒，到了那边干过苦力，后来在台中开了个小杂货铺，生意冷清，日子过得紧巴巴，晚上常想起上甘岭的硝烟，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心里的根早就没了。
我叫马永福，陕西人，1951年入朝时是迫击炮手，扛着炮管到处跑。那年秋天，我们在汉城附近打阻击战，天上下着雨，地上全是泥浆，炮架子陷进去拔都拔不出来，炮弹打出去声音震得耳朵疼。战场上最怕的是敌人的坦克，履带碾过来，地都抖，我见过一个战友被坦克压过去，血肉模糊成一摊，骨头碾得嘎吱响，血水混着泥淌了一地。被俘是因为一次阵地失守，炮弹打光了，我被爆炸震倒，耳朵流血听不见声音，美军冲上来时我爬都爬不动，被拖走了。战俘营里苦得没法说，每天扛木头，手磨得全是血，吃的是一小块发霉的面团，饿得人眼睛发绿，有个战友为了抢吃的被看守用刺刀捅死了，血喷了一地，尸体扔在营地边上没人管。审讯时他们让我画阵地图，我不会画，他们拿烙铁烫我背，皮烧焦了，疼得我满地打滚。停战后，我去了台湾，觉得回不去老家，到了那边当过建筑工，后来在台南开了个小饭馆，生意不好不坏，日子凑合着过，晚上常想起汉城那场雨，觉得自己像被炮弹炸散了魂，活着也没啥意思。
我叫周长生，江苏人，1950年入朝时是侦察兵，负责摸敌情跑山路。那年冬天，我们在长津湖附近侦察，天冷得手脚都冻僵了，风吹过来像刀子割脸，鞋子冻在脚上脱不下来。战场上最怕的是美军的飞机，轰隆隆扔炸弹，我见过一个战友被炸得飞起来，掉下来时只剩半截身子，血洒了一地，冻得硬邦邦。被俘是因为一次任务暴露，我跑山路时摔断了腿，骨头戳出肉来，疼得我满头冷汗，美军追上来时我躲在石头后面，还是被抓了。战俘营里日子不是人过的，每天挖战壕，手磨得全是血泡，吃的是一小块发黑的窝头，饿得人直晃，有个战友偷了看守的饭，被打得满脸是血，扔在营地门口冻死了。审讯时他们让我说出侦察路线，我不说，他们拿冷水泼我，再用电棍电，电得我牙关咬出血。停战后，我去了台湾，怕回大陆没脸见人，到了那边干过码头工，后来在基隆摆了个水果摊，日子过得紧巴巴，晚上常想起长津湖的雪，觉得自己像冻在冰里的鱼，动不了也活不透。
徐有根，浙江人，1952年入朝时是掷弹手，负责扔手榴弹炸敌阵。那年夏，我们在平康作战，天热得汗流不停，衣服黏在身上，战场上全是硝烟和血腥味，熏得人头晕。战场上最惨的是近战，我扔手榴弹时被敌人机枪扫中胳膊，血流了一地，疼得我满地滚，后来阵地被冲垮，我被俘了，美军拖我走时我胳膊还滴着血，疼得昏过去。战俘营里每天干活扛石头，胳膊上的伤口化脓，脓水流下来臭得熏人，吃的是一小碗稀粥，饿得人眼睛发花，有个战友抢食被看守用枪托砸死了，脑浆流了一地。审讯时他们让我说部队计划，我不说，他们拿鞭子抽我，抽得背上全是血道子。停战后，我去了台湾，觉得回不去老家，到了那边当过渔民，后来在花莲开了个小茶肆，生意清淡，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晚上常想起平康的硝烟，觉得自己像被炸散的魂，聚不回来。
根据美军统计，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阵亡约36,574人，受伤约103,284人，失踪和被俘约8,177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亡人数估计在40万至60万之间，受伤人数更多，具体数据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争议。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像上述俘虏一样的生命，在战火中挣扎、破碎，最终湮没于历史的长河。
赞(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