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的天空还蓝着，阳光洒在山川田野间，像往常一样平静。可谁也没想到，大地会在那一刻撕裂，吞噬无数生命。
我叫汤明，27岁，家住四川什邡红白镇金河鳞矿厂宿舍楼。那天中午，我躺在四楼卧室的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窗外阳光刺眼，风扇吱吱转着，远处传来狗叫声。我爸在旁边的厕所里，哼着小曲儿，估计是刚吃完饭在刷牙。突然，地面像被什么巨力拽了一下，我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还没反应过来，墙就裂开了，像被撕碎的纸。轰隆一声，整个楼塌了。我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搅拌机，耳边全是砖头砸地的闷响和金属扭曲的尖叫。我侧着身子摔在三楼的废墟里，左腿被一根钢筋死死卡住，血顺着裤腿往下淌，温热又黏稠。四周黑漆漆的，只有头顶一小块缝隙透进光，灰尘呛得我喘不过气。我喊：“爸！爸！”声音撞在废墟上，回音嗡嗡的，没人应。我听见远处有狗在嚎，撕心裂肺的那种，后来声音越来越弱，直到没了。我爸和那只狗，就在几米外，可我动不了，只能盯着那缝隙发呆。时间像凝固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嘴里满是土腥味，手指抠着地上的碎石，血和泥混在一起。40多个小时后，解放军空降兵把我挖出来，我才知道，爸没撑到那时候。他被压在厕所的门框下，手里还攥着牙刷，脸朝我这边，像是要说什么。
我叫刘红丽，17岁，是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高二（1）班的学生。那天第二节课刚下课，我跟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聊天，课桌上的书还摊着，上面画满了乱七八糟的涂鸦。窗外操场上有男生在踢球，尘土飞扬。突然，桌子开始抖，像有人在下面使劲踹。我还笑着说：“谁这么无聊？”可下一秒，地面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墙上的黑板哗啦一声掉下来，砸在第一排的课桌上。教室里尖叫声炸开了，有人往外跑，有人钻桌子底下。我愣在原地，腿软得像面条。这时，我们班主任张老师冲过来，他快50岁了，平时走路都慢吞吞的，可那会儿他像一阵风。他一把抓住我，把我往他怀里塞，然后扑倒在地，用背挡住我。头顶的天花板塌了，水泥块砸下来，我听见他闷哼一声，身上一沉。我被压在他身下，脸贴着地板，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他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越来越凉。我哭着喊：“老师！老师！”他没动。后来救援队把我挖出来，我才看到，他背上全是血，脊梁骨都露出来了，眼睛还睁着，像在盯着我。我舅舅后来跟记者说：“要不是张老师护着，这丫头活不了。”可我宁愿没活下来，那双眼睛老在我梦里晃。
我叫李小军，12岁，家在汶川县映秀镇。那天我在学校上体育课，操场上满是跑来跑去的同学，老师吹着哨子让我们排队。我穿着破球鞋，脚底的沙子硌得慌。天空蓝得晃眼，远处山上的树绿得发亮。突然，大地像被什么东西猛踩了一脚，我摔了个跟头，脸磕在地上，嘴里全是血和土。操场裂开了，像被刀劈出一道口子，旁边的教学楼晃了几下就塌了，尘土冲天而起，像蘑菇云。我爬起来就跑，可脚下像踩着棉花，跑不动。回头一看，同学小胖被一根掉下来的电线杆砸中，腿压在下面，血淌了一地，他抓着地上的草喊救命。我想过去拉他，可又一声巨响，教学楼的二楼整个砸下来，把他埋了。我吓得瘫在地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眼前的世界像蒙了层灰。远处山上滚下巨石，轰隆隆地砸进镇子，房子一栋接一栋倒塌，像推倒的积木。我妈后来找到我时，我还坐在操场边，鞋子丢了一只，手里攥着一把草，嘴里一直念：“小胖，小胖……”她抱着我哭，可我哭不出来，只觉得胸口堵得像要炸开。
我叫王芳，35岁，是北川县城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那天我在店里算账，柜台上放着刚进的香烟和几瓶矿泉水，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店门口的塑料帘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几个老顾客坐在门口嗑瓜子。地震来的时候，我正低头翻账本，桌子突然跳了一下，账本掉在地上。抬头一看，货架上的东西像瀑布一样往下砸，玻璃瓶摔碎了，汽水溅了我一身。我冲到门口，脚刚迈出去，房子就塌了，门框砸在我背上，我扑倒在地。街上的人尖叫着跑，尘土像雾一样罩下来，我看见对面卖菜的老张被一块飞来的水泥板砸中脑袋，血喷出来，像开了花。他倒下去时，手里还抓着个西红柿，滚到我脚边。我爬不起来，只能看着街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埋。旁边一栋五层楼晃了几下，轰然倒塌，里面传出孩子的哭声，很快就没了。我被埋了十几个小时，救援队找到我时，我嘴里咬着一块碎布，满脸是血，背上的骨头断了三根。后来我听说，整个北川老城没了，我男人和儿子都没能爬出来。
我叫陈大爷，63岁，住在都江堰市聚源镇的一个老院子里。那天我在院子里晒太阳，躺在一把竹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扇得吱吱响。院子里的鸡咯咯叫着啄地，隔壁老李头在修自行车，叮叮当当的。地震来的时候，我先听到一声闷响，像远处炸山，然后地开始抖，竹椅直接翻了，我摔在地上，屁股撞得生疼。抬头一看，院墙裂了条大缝，砖头哗哗往下掉。我爬起来想跑，可腿抖得像筛糠。房子开始塌，瓦片像雨点一样砸下来，我眼睁睁看着老李头被一根房梁压住，头破了，血淌了一地。他瞪着眼睛看我，嘴里吐着血泡，想说话却没声。我扑过去想拉他，可房梁太重，我的手指抠进木头里，抠出血来也没用。远处传来轰隆声，我回头一看，整条街的房子都塌了，烟尘冲天，像世界末日。救援队把我挖出来时，我还抱着那根房梁，手上全是血口子。老李头的自行车散了一地，车铃被压扁了，还在叮叮响，像在跟我告别。
我叫张小红，9岁，是青川县木鱼镇小学的学生。那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语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粉笔灰飘下来，弄得我鼻子痒痒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有只麻雀在树上跳来跳去。突然，桌子抖了一下，我还以为是后桌的淘气包踢的，可紧接着地板像波浪一样翻起来，黑板裂成两半，老师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教室的墙塌了，我被甩到窗台上，玻璃碎了一地，扎进我胳膊里，疼得我哇哇哭。老师喊：“快跑！”可我刚站起来，屋顶就塌了，我被埋在课桌下，眼前一片黑，只能听见同学的哭声和尖叫声。桌子被压得吱吱响，我感觉有东西滴在我脸上，黏糊糊的，伸手一摸，是血。我吓得不敢动，嘴里喊着：“妈妈，妈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救援队把我挖出来，我才知道，滴在我脸上的血是老师的。她趴在我旁边的课桌上，头被一块水泥板砸穿了，手还伸向我，像要拉我一把。
我叫赵强，32岁，是汶川县威州镇一家小饭馆的老板。那天中午生意不好，我在后厨剁鸡，案板上的鸡肉还没切完，菜刀闪着寒光。窗外街上人来人往，摩托车突突响着，空气里飘着油烟味。地震来的时候，我正举着刀，地面猛地一晃，案板上的鸡肉滑到地上，刀差点砍到我手。我还没站稳，墙上的砖头就哗啦啦往下掉，灶台塌了，煤气罐滚到我脚边，嘶嘶漏气。我吓得魂飞魄散，冲到门口，可门框已经歪了，卡得死死的。屋顶塌下来，我扑到桌子底下，头顶的木梁砸下来，擦着我头皮过去，头发烧焦了一片。外面街上尖叫声不断，我听见隔壁卖水果的小刘喊：“救命！”声音刚起就断了。我被埋了整整两天，嘴里全是土，嗓子干得像要裂开。救援队找到我时，我还抓着那把菜刀，手指关节都白了。后来我才知道，小刘被一块掉下来的广告牌砸中，脑袋开了花，水果摊上的西瓜滚了一地，红瓤混着血，黏在地上。
我叫何秀兰，45岁，家住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那天我在田里插秧，赤脚踩在泥水里，水凉得刺骨，秧苗绿油油地晃着。远处山上云雾缭绕，偶尔有鸟叫声。地震来的时候，我正弯着腰，地底下像有什么东西炸开，水田裂出一道口子，泥水喷了我一脸。我摔进田里，手里的秧苗散了一地。抬头一看，旁边的土坯房塌了，烟尘冲天，我男人还在屋里喂猪。我爬起来跑过去，脚被田里的石头划破，血顺着脚踝淌。到了屋门口，只剩一堆废墟，猪圈里的猪嚎着，被压得血肉模糊。我喊：“老李！老李！”嗓子喊哑了也没人应。我用手扒砖头，指甲裂了，血和泥糊在一起。远处山上滚下巨石，轰隆隆砸进村子，房子一栋接一栋倒。我扒了三个小时，手抖得拿不住东西，才摸到他的一只手，冷得像冰。我被救出来时，腿上全是血口子，救援的人说：“你男人没气了。”我坐在废墟边，看着那只手发呆，脑子里一片空。
我叫杨小龙，19岁，是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的高三学生。那天我们在上数学课，教室里闷热，风扇吱吱转着，黑板上写满公式。我坐在最后一排，偷偷玩手机，屏幕上是一款赛车游戏。地震来的时候，手机掉在地上，屏幕裂了，教室的地板像被掀起来，我整个人摔到墙角。墙上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蔓延，课桌椅哗啦啦倒了一片。前面有个女生尖叫着往外跑，可门刚打开，屋顶就塌了，她被压在门框下，腿扭成怪样子，血淌了一地。我爬到窗边，想跳出去，可窗台也塌了，我挂在半空，手抓着窗框，下面是三楼的废墟。我听见楼下有人喊：“救我！”声音越来越弱。我挂了十多分钟，手指抠出血来，终于被消防员拉上去。回头一看，那个女生还压在门下，眼睛睁着，嘴里吐着粉红色的泡沫。我捡起地上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游戏里的车停在终点线上。
我叫马翠英，28岁，家在北川县擂鼓镇。我是个新手妈妈，那天我在家哄孩子，六个月大的儿子躺在摇篮里，咯咯笑着。窗外阳光洒进来，照得屋里暖洋洋的。我正给他换尿布，地震来了，地面像被什么东西猛踹了一脚，摇篮翻了，孩子摔在地上，哇哇大哭。我扑过去抱他，可墙塌了，砖头砸在我背上，我抱着他滚到床底下。屋顶塌下来，床板被压得吱吱响，我用手撑着，胳膊抖得像要断。孩子在我怀里哭，脸憋得通红，我闻到一股尿骚味，是他吓得尿了。我喊：“有人吗？救命！”可外面只有轰隆声和风声。我被埋了一天一夜，嗓子喊哑了，嘴里全是血腥味。救援队挖开废墟时，我还抱着孩子，他已经没气了，小手抓着我的衣服，硬邦邦的。我哭不出来，只觉得心被掏空了。
我叫周大成，51岁，是汶川县漩口镇的一名货车司机。那天我在镇上装货，车厢里堆满水泥袋，汗水滴在车板上，晒得滚烫。街上人声鼎沸，卖菜的吆喝声混着摩托车的轰鸣。地震来的时候，我刚爬上驾驶室，车子猛地一晃，像被什么东西顶起来。我摔出车门，脸磕在地上，牙掉了两颗。抬头一看，旁边的仓库塌了，水泥袋像雪崩一样滚下来，我爬起来就跑，可脚下像踩着浪，跑不动。身后一声巨响，车被埋了，油箱炸开，火光冲天。我回头看，仓库的老板老王被一块铁皮削了半个脑袋，血喷得像喷泉。我跑了几步，地裂开一条缝，我掉进去，腿卡在里面，疼得我咬破了舌头。救援队把我拉上来时，我满嘴是血，腿断了，只能看着那堆废墟发呆。老王的血干在地上，黑乎乎一片。
我叫邓丽，24岁，是绵竹市遵道镇卫生院的一名护士。那天我在给病人挂水，病房里满是消毒水味，窗外树影摇晃。地震来的时候，吊瓶晃得叮叮响，病人还没反应过来，墙就塌了，吊瓶砸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我喊：“快跑！”可病房里都是老人和孩子，跑不动。我拉着一个瘸腿的老太太往外冲，门刚开，屋顶塌了，我被压在门边，腿卡在水泥块下。老太太摔在我旁边，头撞在墙角，血淌下来，染红了她的白头发。她抓着我的手，喘着气说：“丫头，别管我……”话没说完就没了声。我动不了，只能看着病房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埋，哭声喊声混在一起。我被埋了20多个小时，腿肿得像木头，救援队挖我出来时，老太太的手还抓着我，僵得像石头。
我叫罗小刚，15岁，是青川县关庄镇初中的学生。那天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球刚投出去，地就抖了一下，我摔了个狗啃泥，篮球滚到一边。操场裂开一条缝，教学楼晃了几下就塌了，尘土像雾一样罩下来。我跑向宿舍，想找我弟，可半路被一块掉下来的砖头砸中肩膀，疼得我眼前发黑。宿舍楼已经塌了，我弟在里面，我喊：“小明！小明！”嗓子喊出血来也没人应。我用手扒废墟，指甲断了，血滴在砖头上。远处山上滚下石头，砸进镇子，轰隆声震得我耳朵疼。救援队找到我时，我还扒着废墟，手上全是血口子。我弟被挖出来时，身上压着一张床板，小脸青紫，眼睛还睁着，像在看我。
我叫孙梅，39岁，家在什邡市洛水镇。那天我在家织毛衣，针线在手里穿来穿去，电视里放着广告，声音嗡嗡的。地震来的时候，电视机跳了一下，屏幕黑了，房子开始晃。我跑向门口，可地板裂开，我摔下去，腿卡在缝里。屋顶塌了，砖头砸在我头上，血流进眼睛，红蒙蒙一片。我男人冲过来，想拉我，可一根房梁砸下来，他被压在下面，胸口塌了，血从嘴里喷出来。我喊：“老公！”可他只喘了几口气就没了。我被埋了两天，头上的血干了，结成硬块。救援队把我挖出来时，我还抓着他的手，手指僵得掰不开。房子没了，毛衣针插在废墟里，线散了一地。
这场地震的伤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据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9月25日，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8451亿元人民币。学生群体的伤亡尤为惨重，因地震发生在白天上课时间，大量校舍倒塌。根据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的数据，至少有5335名学生遇难或失踪，受伤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仅在重灾区，就有超过7000所学校教室倒塌，其中包括北川中学、汉旺东汽中学、聚源中学等知名案例。北川中学约1000名师生被埋，汉旺东汽中学超过600名学生丧生，聚源中学近300名学生遇难。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像刘红丽、李小军、张小红、杨小龙、罗小刚一样的孩子，他们的青春被永远定格在废墟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办公设施的损毁情况。据调查，汶川地震中，北川县政府大楼、汶川县政府办公楼等部分设施虽有受损，但倒塌比例远低于学校建筑。例如，北川县老城几乎全毁，但新建的县政府大楼主体结构得以保留。都江堰市政府大楼虽有裂缝，却未完全垮塌。这种差异引发了公众对建筑质量的质疑，尤其是学校建筑为何如此脆弱。媒体和民间调查指出，许多校舍存在“豆腐渣工程”问题——偷工减料、钢筋不足、设计不合理。例如，北川中学的教学楼被曝出墙体厚度不足，钢筋细如铁丝，聚源中学的地基甚至未达抗震标准。
面对“豆腐渣工程”的指控，政府的态度复杂而矛盾。震后初期，官方迅速组织救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赢得了国际赞誉。然而，当家长和民间人士要求彻查校舍质量、追究责任时，政府反应趋于谨慎。2008年6月，四川省政府承诺调查建筑质量问题，但后续报告多以“地震强度超预期”为由，淡化人为责任。一些试图维权的家长被监控或劝阻，如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代表唐敏，曾多次上访要求追责，却被地方官员以“维护稳定”为由限制行动。2009年，官方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强调重建优先，却未对责任人作出明确追责。学者指出，这种态度反映了政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稳定间的权衡，避免因追责引发更大争议。
汶川地震不仅是自然灾难，更是人祸的缩影。那些倒塌的校舍，那些被埋葬的孩子，是建筑质量的沉默控诉。政府在救援中的果断与在追责中的暧昧，形成鲜明对比。十多年过去，废墟上的新城拔地而起，但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仍在等待一个答案。
赞(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