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著
第三章 晚清企业竞争的方法
五、 战争与市场的不确定性
有一个历史事实需要强调， 晚清最后长达80年的商业发展， 其中有近一半的时间被国内外的战争裹挟。 这无论如何都是对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巨大的破坏。 企业家在一般情况下都渴望和平的市场环境， 因为这有利于产权的保护， 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换。 因此， 1860年， 当太平天国闹得尸横遍野， 民不聊生的时候， 美国商人A.F.何德就说： “我认为， 为了中国和人类， 更不用说为了棉织品， 最好将这伙人全部消灭。 ”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当晚清正在试图被动对外开放的时候， 战争如期而至。 这种局面， 导致国外的战争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影响。 比如拿破仑时期， 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急剧下降， 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给中国沿海贸易无疑带来了消极的冲击。 徐润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同治五六年后， 宝顺行获利艰难， 因南北时期开仗后， 各埠生意颇清。 这是1867年， 徐润身为英国商行宝顺洋行的总买办。
鸦片战争在中国主流历史教材里， 是一场反帝反殖民的正义战争， 但它对中国沿海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当其冲的是， 大量外商停止了对中国商业的贷款
， 而国外的金融业并不成熟， 这对整个商业资金链构成了某种毁灭性的冲击。 在大约3年的时间内， 很少有中国商人继续做对外贸易， 大量的生丝、 茶叶被堆积在原产地， 农业产品因此只能在本地交换。
1883年的中法战争， 虽然在越南展开， 但却引发了上海的金融危机。 许多商人在这场危机中破产， 这是一个值得仔细分析的案例。 而在1894年， 中日战
争爆发时， 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银根紧缩， 存银流通准备金仅仅为1 300万两， 大量的城市商人心思游移， 他们认为中国必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发生更大的动乱， 而以茶叶、 生丝、 棉花为主体的对外贸易必将大面积萎缩。
当然， 这一段以市场、 开放为主题的历史里， 最值得反思的战争， 无疑是太平天国之乱。 从1850年开始， 一直到1864年， 长达15年的时间里， 洪秀全领导的部队， 前所未有地反对任何商业经济形式， 他甚至为此处决了他手下的十几个人， 理由是这些人竟然在太平天国攻占下来的城市里经营商业生意。 当有少数外国人试图和太平天国商谈建立合法商业的秩序， 洪秀全几乎是一口拒绝， 无论是在他已经攻下来的城市， 还是他扫荡过的乡村， 商业的踪影全无。
太平天国之乱究竟给晚清的经济带来了多大的冲击， 美国商人约翰·何德的日记里有生动的描述。 1861年4月11日， 何德从上海出发， 沿江而上， 发现长江中下游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城市， 镇江被摧毁殆尽， 南京像坟场一样荒芜。 其他的城市都是如此。 他特意到镇江走了一圈， 大声惊呼： “天哪， 一副破败相，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惨的城市了， 是被造反者破坏的， 现在全部的人口， 只剩下几百个最龌龊的流浪汉。 ” “这个城市的状况看来在短时期内是无法好转了， 一条非常糟糕的街道， 污秽的郊区， 完全不见了商业的影子。 ” 事实上并不是危言耸听， 诸如南京、 镇江这样的商业大都会， 经过太平天国的破坏之后， 一直到187 0年， 都没有从惨无人道的战争毁灭中恢复过来。
九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沿江只剩下一片废墟和瓦砾。 本来贯穿城市的一条大街， 如今只剩下一幢房子， 其他都成了乱葬岗， 看不到人影， 似乎所有人都死了， 等了几个时辰， 才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地上爬行， 他大概是想寻找他从前住过的房子的地址。 商业交换完全停止了， 幸存下来的人为了生活， 重新回到物物交换的状态， 因为货币完全消失了， 难民们也不敢出门买东西。
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当然无以为继。 大量的商船被政府军和太平天国的部队抓走， 这些商船被用来运送各自的军队。 1855年前后， 太平天国占领了浙江和江苏， 运河的漕运也被彻底切断， 只留下了海上运输一个通道， 不过在上海， 小刀会这个造反组织阻断了海上运输， 太平天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也集中精力在沿海出击， 这导致由中国商人运输的漕粮彻底中断， 北京的粮食供应只能暂时由外国商船运送。
随着南京的毁灭， 上海的萧条在所难免。 几乎所有在上海的商人都存在着一种恐惧， “生意很少， 甚至没有生意， 银根紧缩， 无以为继” 。 银价高涨， 商业和工业普遍出现资金链断档， 大量工厂倒闭， 绝大多数工厂主离家出走， 广东的煤矿， 上海的纺织厂、 地产商， 纷纷关张。
可以说， 晚清的国民经济几乎被太平天国摧毁， 可是国家还要继续运行， 财政危机可以说是空前紧张。 为应付这种局面， 清政府从1853年开始， 对商人征收零税， 这就是所谓的厘金。 毫无疑问， 厘金制度阻碍了商业的发生和发展， 因为它是对消费品的贸易征收， 不是在货物通过厘卡时作为过境税征收的， 这导致所有的商业零售商几乎一夜之间倒闭。 太平天国在他们抢占的范围内， 也开始制定固定税则， 因此可以说是层层关卡， 根本没有商业腾挪的空间。
如此局面下， 中国城市生活的物价水平直线上升， 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房地产价格因为各地难民的涌入， 迅速高涨， 开始， 一部分商人以为这是盈利的机会， 但随着太平天国的被镇压， 这些投机性的地产投资立即受到毁灭性打击，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以至于有人感叹， 上海这个城市自从开放贸易以来， 也许没有哪一年能够比1865年前景更加暗淡。
徐润的儿子徐叔平正好在这个时候开始独当一面， 战争给他带来的， 不再是他父亲当年的左右逢源， 而是无法止损的财富流失。 他在上海经营着一家航运公司、 一家进出口公司， 战争除了使公司损失惨重， 也使得徐叔平个人损失了50万元。
一个简单的道理必须重复。 任何商业经济的发展， 必须依赖于市场的确定性。 稳定的社会、 平和的市场、 自由的交换， 是一个市场得以演进的最基本的条件。 现在看来， 太平天国之乱， 带给晚清商业经济的影响， 不仅是财政的危机、 物价的攀升、 城市的毁灭， 甚至贸易的停止， 更重要的是， 一方面， 晚清被动开放的局面被人为阻止， 中国人再一次回到了与世界商业秩序为敌的轨道上， 之后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得到清政府的肯定，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 另一方面， 清政府被战争重创之后， 开始重修国家能力， 以期形成对国内的打压和控制态势， 这正是以国家主义为主要方法论的洋务运动走上历史舞台的内在原因。 市场的方法、 民间的力量、 企业家的生态、 对外贸易的延展， 都被晚清政府放在次要的位置， 甚至被拦阻。 官商结合成为主流， 其目的显然不是促使民间富裕， 而是为了打造国家能力。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开放、 市场征象的商业革命， 在这个时候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六、 迎头撞上金融危机
1883年， 金融危机像海啸一样袭来。
事实上， 自从晚清被动对外开放， 国际贸易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常态，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就一直与中国如影随形。 如美国1837年的大萧条必然影响了少数几个对华贸易的商人； 而在1857年， 美国经济再次出现金融风险， 这导致美国在中国的两家商行花地玛洋行和广源洋行直接破产； 1873年， 欧洲金融危机爆发， 上海的市场银根空前紧缩； 1890年， 著名的伦敦巴林银行倒闭， 这样的金融风波直接刮到中国， 美国在华最有声望的旗昌洋行不得不在1891年宣告破产。 当然， 最严峻的， 直接对晚清经济构成本质性冲击的， 无疑是1883年。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垮塌。
许多年以后， 人们依然记得， 这一年的农历新年刚过， 上海一家名叫金嘉记丝栈的商号， 因为亏损56万两白银， 欠40家钱庄款项， 不得不宣布倒闭。 这个看似规模不是很大的商号， 却引起接下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出一月， 大约就有50家商号关门， 这其中有茶栈、 丝栈、 糖行、 布号、 棉花行、 铁号、 杂货号和沙船号。 倒欠款项超过了150万两。 2月中旬， 与这个商号有业务联系的钱庄开始倒闭， 41家钱庄因拖欠停止经营。 这种连续破产的局面持续到了年底， 上海一共99家钱庄， 只有10家到年底还在惨淡经营， 其余89家统统破产。
市场的流动性如此不足， 各种商品的价格必然暴跌。 一般商品价格陡降30% ～ 50%， 所有的地产项目都难以脱手。 股票价格当然也不能幸免， “一度达到26 0两的开平煤矿股票目前以70两出售， 尚无买主， 原来非常看好的招商局股票，正在以90两抛售。 ” 1884年的开春， 这样的局面继续走低， 各大公司的股票跌到了最低点， 开平煤矿跌到29两， 招商局为34两， 与1882年年底相比， 这两大股票竟然平均降低了87%。
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垮塌。 接下来的应对措施， 只能是变卖资产， 取得现金。这种做法又导致了大面积的挤兑。 各大钱庄可以说是惊慌失措， 开始准备资本抽逃。 上海存银在不到半年之内， 减少了90%， 偌大一个上海滩， 到7月底， 只有区区38万两。 银根如此紧缩， 市场一片萧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商人也开始崩溃， 徐润和胡雪岩破产了。
徐润破产的景象看上去很普通， 他积聚了太多的土地资源， 房地产过度扩张， 挤占了太多的资金， 整个金融融资链一断， 他自己的钱庄也关门了， 这促使他只能拿他的全部房地产资本、 工业资本以及还在苦撑的当铺资本（ 合值约为200万两） ， 用以偿付总额高达250万两的债务。
胡雪岩的生意总体上属于传统产业。 他一直专于生丝、 茶叶、 棉花贸易，不过他存货过多， 导致上海市场生丝的价格猛涨。 几家西方的商人意识到胡雪岩迟早要大量出货， 因而联手停止按现价购进。 双方产生一种冷拉锯， 胡雪岩坚决守住自己的价格不动， 而买主则同样坚持他们的态度， 逼着胡雪岩降价。 一段时间内， 上海整个生丝市场为此停止了营业。 就在这个时候， 金融危机来了， 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暴跌， 胡雪岩终于熬不住这样的颓势， 在11月底开始出仓。 但这个时候已经迟了， 据保守的估计， 胡雪岩这一战， 至少损失了120万两。 如此， 胡雪岩不得不用他的钱庄来拯救生丝生意， 很快， 钱庄腹背受敌， 他整个的资金链垮掉， 上海滩上最大的钱庄——阜康钱庄随之倒闭。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近代经济的市场化停止了脚步， 转而开始寻求国家大政府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
一直到今天为止， 史学界对这场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走向的近代金融危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经济生活中， 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1883年的错误， 企业家在这样的危机中， 宛如大海中的舢板， 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企业家才刚刚起步， 而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 他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建设， 已经让中国人望洋兴叹了。
1883年的金融危机， 首先让中国刚刚起步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几乎在一瞬间停下了脚步。 它深深打击了立志要在中国大展身手的一大批商人、 企业家和金融家。 这包括了那些一直从事传统商业方式， 却又打算向近代化企业学习的人们。比较醒目的人物是胡光墉。 他在1882年初曾经上书总督左宗棠， 愿意独立兴建
长江沿线电报系统。 这当然是一个立足于新技术， 也真正超越了他之前繁多的传统生意的新兴企业构想， 不过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 让他的这个构想化为乌有。后来有人测算， 要由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投资来兴建长江电报系统， 大概需要100 0万两白银。 这样巨大的资金， 只有胡光墉才有实力、 有人脉筹措， 所谓舍我其谁， 他不行了， 这样的企业家梦想就死了。
如胡雪岩这样打算切入近代工业， 且试图接触近代化思想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 唐廷枢、 徐润和郑观应， 本来就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先驱者， 长期以来从事轮船航运、 新式矿业和机器制造业。 资料显示， 在这个时候， 徐润已经基本上走出了过去靠当铺、 房地产和买办为主业的经营方式， 他正在大幅度、 大面积切入近代企业。 唐廷枢也是如此。 金融危机爆发， 使他们亏损严重， 离开了轮船招商局。 郑观应也遭遇了大败局， 他投资的即将投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长期停建， 成了著名的半拉子工程。 这些初步出现的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精神， 在1883年之前，看上去踌躇满志， 明显具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态势， 可惜金融危机让这样的局面戛然而止。 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 1883年之后， 真正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企业家们， 不得不从头再来， 自此， 中国失去了早期工业化的大好良机。
当然， 技术层面的原因， 也非常醒目。 金融危机使得接下来的几年， 大量的企业筹集资金变得异常艰难。 晚清政府支持近代企业的财政本来就极为有限， 全部的税收仅仅占到国民收入的2.4%。 这是导致晚清政府没有大面积干涉市场的主要原因， 也是大量合股公司能够出现的原因之一。 不过晚清的金融架构， 明显过度依赖外国金融机构， 银行的近代化建设明显落后于商业化和工业化。 金融危机一来， 投资人一夜之间不再相信这些新生的工业家。 曾几何时， 包括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在内的新兴公司纷纷成功， 各路投资人， 包括公众都愿意将资金投入其中， 这种基于股份投资的热情， 拉高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水平， 使得近代化商业革命无论是产业链， 还是资金链都有一个清晰的良性循环。 但是金融危机一来， 这种局面不再。 1883年， 股票价格猛跌， 新股无人认购， 报纸惊呼： “大量新设的公司， 几达300多万两的巨款， 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
这样的金融浩劫， 对远东商业大都会上海构成了重创。 两年多之后， 从金融危机中熬过来的人们， 依然能够在黄浦江边看到无数废弃的大楼， 以及到处散落的破败公司的招牌。 “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 刚刚呱呱坠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 ， 1887年， 一名企业家这样写道： “就上海一隅而论， 设公司者数十家， 鲜克有终， 而矿尤甚。 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 犹有余累。 ” 这是历史的真相， 晚清被动开放的基于条约口岸的经济格局， 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没有可持续的商业化思路， 没有可持续的工业化构想， 更没有健全的证券市场。 资金链一旦断裂， 实体的经济就撞在了历史的断墙上。
从此， 一种叫作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粉墨登场。
这是1883年仓皇的中国经济。 随着胡雪岩、 唐廷枢、 徐润、 郑观应这一批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遭遇重创， 官僚资本主义开始走上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前台。 这正是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的更加本质的伤害。 从这个时候开始， 长达80年的国际化、 市场化和私人企业化的经济节奏， 被接下来由政府和政府官僚主导的官商结合方法论替代， 中国正式进入国家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时代。 官商结合的经济制度粉墨登场！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看，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经济正式陷入政府和市场分工不明的陷阱， 政府的不归政府， 市场的不归市场， 整个国家以一种大政府的反市场主义经济学方法在运行， 直到今天， 依然如此。
这样的学理性描述并不苍白， 而是有着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支撑。 比如， 由于胡雪岩再也无力建设长江沿线电报系统， 这个不错的近代信息工业计划， 被盛宣怀主持的中国电报总局接手。 中国电报总局是一家典型的官督商办公司， 盛宣怀一辈子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企业家， 却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官员。 这正是当年中国商界的大趋势， 徐润、 唐廷枢、 郑观应、 胡雪岩这样有一定的公司管理知识， 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 同时产权清晰的商人离去之后， 接下来兴起的所谓企业， 都沿着官商结合的思路改变了过去80年以来的商业传统经营方式。 轮船招商局就是典型案例， 总督李鸿章赶走了唐廷枢和徐润， 派去的正是盛宣怀。 盛宣怀对现代公司经营可以说是门外汉， 接下来的时间， 轮船招商局毫无进展， 而西方各商家的轮船公司却趁机大踏步扩张经营， 以至于唐廷枢、 徐润当年打下的好底子， 被盛宣怀挥霍殆尽。 原来已经落后于轮船招商局的怡和洋行、 太古洋行， 又后来居上， 超过了轮船招商局的规模和效益。 曾经为领头羊的轮船招商局， 再也无法掌握这个行业的统领地位。
这才是中国近代化的大悲剧！ 国家是如此不幸， 以盛宣怀为主体的官僚资本集团紧紧掌握了所有的官督商办企业， 官僚主义开始比真正的企业精神起着更加
主要的作用， 市场由此开始萎缩、 竞争没有大面积展开， 交易费用变得越来越昂贵， 人们的所有思想， 不是围绕着市场的竞争展开， 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巴结官僚、 拉关系、 走后门上面。 中国人离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企业精神越来越遥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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