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
我叫李翠兰，今年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但1960年的那个冬天，至今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那时我15岁，住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爹、娘和两个弟弟。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周围是黄土地，种着小麦、玉米和高粱。爹是个老实农民，娘会织布，日子紧巴但能过。1958年“大跃进”来了，干部说要炼钢，要多交粮食，家家户户都得上缴公粮。爹娘起早贪黑干活，村里建了大食堂，说是“吃饭不要钱”，可谁也没想到，这会变成一场噩梦。
1959年秋天，粮食不够吃了。头一年干部吹牛说亩产万斤，庄稼被割得精光，全交了上去，连种子都没剩多少。大食堂的稀粥越来越薄，后来停了。爹坐在门槛上，低声说：“这哪是跃进，这是要命。”我还不懂，可冬天来了，我明白了。那年雪下得早，风吹得人站不住，家里一点吃的都没了。娘把灶台下的几粒玉米捡起来，煮成糊糊，分给我们姐弟仨，自己没吃。她说：“你们吃，我不饿。”她的手抖得像筛子，眼窝深得像黑洞。
1960年春天，村里开始死人。邻居张大爷瘦得像根柴，坐在门口嚼干草，满嘴绿汁。第二天，他倒在门槛上，眼睛瞪得像铜铃，脸黄得像蜡。没人有力气埋他，尸体散发着臭味。村里有个叫王二柱的男人，以前壮得像牛，那年春天，我看见他躺在路边，肚子鼓得像鼓，腿细得像麻秆。他低声说：“饿得不行了。”第二天，他死了，乌鸦啄他的脸，血混着泥染红了地。
更可怕的是人吃人。村里有个叫赵桂花的女人，她男人死了，带着两个孩子。她饿得疯了，头发乱得像草，眼珠红得像血。有人说，她把小儿子煮了。我偷偷去看，门缝里飘出怪味，她坐在火堆旁，抱着破碗，嘴里念叨着：“吃吧，吃吧。”碗里是黑乎乎的东西，火光映着她的脸，像个鬼。我吓得跑回家，娘抱着我，低声说：“别怕，咱们不能走那条路。”
有个叫刘小宝的男孩，比我小两岁，长得白净。那年冬天，他说要去山上找吃的，穿着破棉袄，脚裹草鞋，笑着说：“我回来给你带野果。”可他没回来。有人说，他在山坡上冻死了，手里攥着枯草，脸埋在雪里。我哭了，娘说：“别哭，留着力气活下去。”村里死人越来越多，有的倒在路上，有的靠着墙，尸体臭气熏天。
有一天，娘让我去田里找野菜。我腿软得像棉花，走得很慢。路上，我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个死孩子坐在地头，孩子瘦得像骷髅，眼窝深得像黑洞。她还在摇他，低声哼着歌，声音沙哑。她抬头看我，眼睛空空的，说：“他睡着了，别吵他。”她的脸干瘪得像树皮。我吓得跑回家，几天后，她也不见了，地上剩一摊黑血。
村里有个老人，叫陈福贵，以前是长者。他坐在门口，拄着拐杖，低声说：“干部瞎报产量，粮食都交上去了，留给咱们的连老鼠都不够吃。”他的脸瘦得像骷髅，眼窝满是泪水。公社干部一次次搜粮，连炕洞里的玉米粒都翻走。陈福贵后来死了，躺在门口，手里攥着干草，风吹过，草散了一地。
爹撑到1960年秋天，那天他出去找吃的，回来拿着一块烂红薯，上面有泥，散发霉味。他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口，自己没吃，说：“你们活下去，我不重要。”晚上，他睡着没醒，身体硬得像木头。我和弟弟抱着他哭，嗓子干得像火烧。娘把他埋在院子里，用破木板做了标记，说：“等过了这年，给他立个碑。”可几天后，她也倒在炕上，手抓着我，眼睛睁着。我活下来是个奇迹，那年冬天，有人偷偷给我几口稀粥，我逃到县城，靠捡垃圾活下来。每逢下雪，我都想起爹娘埋在院子里的身影。
张金锁，17岁，住在安徽省凤阳县。1960年春天，大食堂关了，粮食被收走，家里空空如也。他跟爹去田里挖野菜，翻出一根烂萝卜，长满毛，咬下去苦得像药。爹掰成两半，给他一半，低声说：“熬过去就好了。”可没几天，爹饿死了，倒在田埂上，手攥着半截萝卜，脸埋在泥里。他还看见一个女人把孩子煮了吃，坐在火堆旁，手拿破碗，碗里是黑乎乎的肉，嘴角滴血。他逃到山里，靠吃树皮活下来，后来被一个路过的货郎救走，跟着他学了手艺，熬过了那几年。
王秀英，19岁，住在四川省广元县。1959年底，村里人开始浮肿。她男人出去找粮食，被干部抓走，说他偷公粮，用棍子打死，血流了一地。她怀孕了，没吃的，孩子没保住，肚子疼得像刀割，血染红了炕上的被子。她看见一个女孩被干部拖走，尖叫一夜，第二天扔回来，满身是血，次日死了。她逃到亲戚家，靠乞讨活下来，多年后嫁了个瘸腿男人，总算有了个家。
赵大牛，21岁，住在湖北省孝感县。1960年春天，村里人饿得吃死人。他看见一个男人挖出半年尸体，割肉煮着吃，锅里漂着黑肉，臭味扑鼻，嘴角滴血。他喊他，那人抬头，眼珠黄得像狼。粮食被抢光，连老鼠都没吃的。他逃到山里，靠抓虫子活命，后来被一支路过的部队收留，当了伙夫，熬过了饥荒。
孙玉梅，13岁，住在山东省菏泽县。1960年冬天，她爹因藏一小袋玉米被干部打死，棍子砸头，血喷到雪地上，像红花。她娘把树皮煮给她吃，自己饿死了，死时手抓着她，脸黄得像蜡。她把娘埋在院子，手冻得挖不动土，风吹散了土堆。她逃到邻村，靠吃草活下来，后来被一个老寡妇收养，帮她干活换饭吃。
杨铁柱，18岁，住在湖南省岳阳县。1959年底，村里人饿得吃人肉。他看见一个女人把邻居孩子杀了煮吃，手拿肉，血滴在火里，滋滋作响。他喊她，她抬头，眼珠黄得像狼。粮食被抢光，他逃到河边，靠抓鱼活下来，后来跟渔民学捕鱼，漂泊多年才安定。
陈桂兰，16岁，住在贵州省遵义县。1960年春天，她爹因藏粮食被干部用刺刀捅死，血流成河。她娘饿死在床上，她把娘埋在院子，土冻得挖不动，头发露在外面。她看见一个女孩被干部拖走，强暴后扔回，满身血，次日死了。她逃到城里，靠捡垃圾活下来，后来在街头卖菜，攒钱盖了间小屋。
刘春花，14岁，住在河南省南阳地区。1960年冬天，粮食被抢光，娘把鞋底煮给她吃，嚼起来像胶水，喉咙像被堵。她看见一个男人偷玉米被铁锹打死，脑浆溅到雪地。她逃到邻村，靠乞讨活命，后来被一个裁缝看中，学了缝纫，靠手艺养活自己。
张福生，20岁，住在陕西省渭南县。1959年底，村里人饿得吃草根，他看见一个女人把婴儿煮了吃，手抱破碗，碗里黑肉，嘴角有血迹。他喊她，她抬头，眼睛空空。他逃到山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被山里的猎户收留，跟着打猎过活。
王小兰，17岁，住在江西省赣州地区。1960年春天，她爹因藏粮食被刺刀捅死，血喷雪地。她娘饿死，低声说：“别让我死。”她把娘埋在院子，手冻得拿不动铲，土坑露出一只脚。她逃到城里，靠捡垃圾活下来，后来在工厂当临时工，熬过了最苦的日子。
赵铁军，19岁，住在甘肃省天水地区。1960年春天，他看见一个男人挖死人吃，被搜粮队打死，血流一地。村里女人被拖走，强暴后扔回，满身血，雪地拖红痕。他逃到山里，靠吃树皮活下来，后来被一个赶牲口的商人带走，跟着跑商谋生。
孙丽娟，12岁，住在山西省晋中地区。1959年底，她哥哥因偷红薯被打死，血喷到她脚边。她娘把树皮煮给她吃，自己饿死，死时手抓着她。她逃到邻村，靠吃草活下来，后来被村里一个独眼老汉收留，帮他看羊换饭。
杨大山，22岁，住在云南省曲靖地区。1960年春天，村里人饿得吃人，他看见一个男人把邻居孩子杀了煮吃，血滴火里，滋滋响。他喊他，那人抬头，眼珠黄得像狼。粮食被抢光，他逃到山里，靠抓虫子活命，后来跟一个采药人学认草药，靠卖药过活。
李秀珍，15岁，住在广东省韶关地区。1960年冬天，她爹因藏粮食被枪打死，血流成河。她娘饿死，她把娘埋在院子，土冻得挖不动，头发露在外。她逃到城里，靠捡垃圾活下来，后来在码头扛包，攒钱开了个小摊。
徐明华，25岁，上海市工厂工人。1960年春天，粮食定量少得可怜，每天几两米，稀粥盖不住碗底。厂里同事偷剩饭被打断腿，血流一地，次日死了。他看见街头女人饿倒，脸肿得像发面，风掀起破衣。他靠厂里发的野菜汤撑着，后来调到食堂帮忙，总算多吃了几口。
张志强，28岁，北京市机关干部。1960年冬天，食堂饭稀得像水，每天一碗野菜汤，无盐。开会时同事饿晕，脸黄得像纸，低声说：“三天没吃饱。”街头有人饿死，尸体拖走，血迹如线。他靠粮票换来的半斤杂粮撑过，后来被调去外地出差，逃过一劫。
陈国栋，23岁，河南省某部队士兵。1960年夏天，部队伙食差，每天一碗稀粥加野菜，训练腿软。他去村里执行任务，见村民吃树皮，肚子鼓得像球。他低声说：“我们有枪，可没粮食。”有人偷粮被关，他靠偷吃野菜根活下来，后来退伍回了老家。
王建民，26岁，四川省某部队军官。1959年底，部队粮食断供，士兵每天一小块窝头，抢野菜吃。巡逻时见村里人饿死田里，乌鸦啄脸。士兵偷粮被枪毙，血流一地。他靠上级发的救济粮撑着，后来转业到地方，远离了那段日子。
这场饥荒的根源，我后来才明白。上面要“大跃进”，干部瞎报产量，粮食都交上去了，留给我们的不够吃。有人说天旱，可1959年雨水不少，是人把粮食弄没了。全国死了很多人，河南、安徽、四川最惨，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脸。那么，那些粮食去哪了？我后来听说，粮食被收上去后，一部分堆在粮仓，因管理混乱受潮发霉，烂成黑堆，喂了老鼠和虫子。保管员说，他见小麦长绿毛，臭得捂鼻，却不敢上报。一部分运到大城市，供工人和干部，确保工厂开工，炼钢有劳动力。徐明华说，城里稀粥虽少，总比村里强。另一些粮食装火车运到港口，卖给苏联等国，换回机器和武器。铁路工说，他扛着粮食上船，手都在抖。部队也分了些，军人得优先，可陈国栋说，他们的粥也填不饱肚子。还有粮食被干部私吞，公社大队长晚上煮白面，香味飘出，村里人干瞪眼。赵铁军见干部吃馍馍，他爹却饿死。这些粮食本是我们的命根，却成了别人的钢、饭、烂堆和私货。我常梦见爹娘的眼泪，弟弟的哭声，那片饿死人的黄土地，那些粮食的去向，像刀子剐着我的心。
此貼由也许并不遥远重新編輯：2025-04-02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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