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著
第三章 晚清企业竞争的方法
三、 中国企业的外国保护伞
有一种商业现象需要陈明： 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如何和外国公司合作， 才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某种具体的安全系数。 关于这一点， 需要从晚清的经济史说起。
多年以前， 关于日渐兴盛的商业民族主义， 晚清时代的确有一批技术官僚和精英商人在大举推进， 比如李鸿章对此甚至有一套系统的战略， 郑观应、 唐廷枢、 徐润、 胡雪岩还有盛宣怀， 都试图在生意的层面倡导一种民族精神。 但必须强调的是， 这些只是占据了官商结合有利地形的人们所采取的宏大叙事， 在更加宽广的市场中， 在更加民间的商业关系里， 人们的理性选择似乎更加倾向于生意和效益， 只要有利可图， 商人们显然愿意把民族主义之类的旗帜藏起来。 一个醒目的商业现象就是， 大多的中国轮船商人们， 总是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船头升起外国旗帜。
事实上，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 在沿海从事轮船运输的中国私人轮船， 就开始使用外国商业机构的旗帜， 这让很多负责监管轮船运输行业的中国官员瞠目结舌
， 一时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进行管理。
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 1843年， 所有在中国水域从事商业运输的英国船只被允许悬挂英国旗帜， 同时要求携带行驶牌照， 这种牌照由香港发放， 轮船到达广州口岸后， 缴存于广州英国领事馆。 这样做的结果， 一是这些英国商人的轮船得到了英国法律的承认， 二是晚清政府对这些轮船赋予了特别待遇。 几个月之后， 政府甚至和英国人签订了一个补充条约， 免除所有只搭客和附带书信的英国小船的吨税， 载有纳税货物的船只不到150吨， 须按照每吨1钱的税率纳税， 超过150吨的船只， 仍然按照每吨5钱的通常税率纳税。
这个补充协议的范围划定非常清晰， 只适用于广州。 但是几年之后， 人们发现， 这种类型的悬挂英国旗帜的小船简直在整个东南沿海随处可见， 似乎英国
人已经把他们生意的触角伸到了中国的所有地方。 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只是英国商人利用清政府的政策漏洞， 滥用牌照， 而滥用的理由， 则是有一大批中国人的小船只需要悬挂一面英国旗帜。 正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 一旦英国船只领到牌照， 他们就迅速成为其他中国船只挂名的船主， 一时间， 这种牌照供不应求。
为什么很多中国本土商人那么热衷于在自己的船只上悬挂外国旗帜？ 其实理由不外利益使然。 第一， 中国官员长期以来对本土商人敲诈勒索， 无恶不作， 商人们对此望而生畏、 委曲求全。 但这些官员对外国商船却不得不执行特别待遇，因此， 一旦挂上外国旗帜， 本土商人就可以把官员的敲诈勒索降到最低限度。 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1907年的官方档案里， 看到了一份奏折， 这是当年中国驻法国使臣写下的一份文件， 详细描述了晚清时期官员如何榨取中国人所有的轮船。而同时期还有一份文件也指出， 一旦中国船只悬挂外国旗帜， 海关官员就不敢强征勒索， 否则， 外国商人将出来保护他们。
第二， 悬挂外国旗帜， 可以有效防止暴力攻击。 所谓暴力攻击，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猖獗的海盗， 这些在大海里打家劫舍的暴徒们， 总是针对弱小的中国船只， 一旦面对外国船只， 在动手抢劫之前， 通常都会三思而行， 以免遭到外国武装力量的报复在； 另一方面则是太平天国这样的暴力组织。 1 850—1864年， 太平天国差不多占据了半个晚清版图， 抢劫是他们主要的发展方法， 有意思的是， 他们面对无辜的、 手无寸铁的中国商人， 可以大开杀戒， 但面对外国商船， 却给予必要的尊重， 一旦他们抢劫外国船只失手， 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当然， 最为关键也是最后一个突出的理由， 是中国本土商船船主通过悬挂外国旗帜， 只需交纳很低的税费。
这是一个与本土市场交易成本有关的商业现象。 在条约制度下， 西方商人享有中国商人所没有的经营特权。 条约制度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方便外国商业。 为达到这个目的， 条约关税按固定的货币比率确定， 1858年， 商业项目下的货币比率为从价的5%， 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 随着物价的上升普遍降低。当外国进口和中国出口的货物在条约口岸和内地之间进出时， 必须加付2.5%的过境税， 达到了已有关税的半数。 随后， 这些商船便可以免交纯粹中国国内商业货物所必须缴纳的一切厘金和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 中国本土商人显然无法享受到这样的政策优惠， 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渠道来改善自己的市场地位， 最终的办法是， 他们开始和外国人私底下合作， 将自己置身于外国人的保护之下， 洋旗的价值由此凸显。
这种有大利益可图的非政府商业行为， 可谓风起云涌， 几乎成为商人的一种习惯。 进入19世纪50年代之后， 轮船技术快速改进， 硬件的提升让大量中国商人对洋旗的需求进一步提升， 他们干脆绕过清政府， 直接向外国机构册。 这样做的效果是， 他们将轮船的所有权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转移， 直接转移给外国人，而外国人则按照船只的全部价值， 以一纸抵押单连同经营船只的权利， 还给中国人。 如此， 外国船只作为外国所有权的证明， 洋旗不再是过去的一个象征， 而是作为一个法律文件被高高升起， 虽然法律层面的船舶所有权证书上的外国商业机构从不出面， 但包括清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人， 不再轻易骚扰中国人这样的船只了。
除了法律层面的改变， 商业发生的区域也在迅速扩展， 本来只发生在东南沿海的洋旗船只， 如今开始在长江流域黄金水道上蔓延。 蜿蜒的长江航道上， 随处可见挂着洋旗的轮船， 这其中至少有9成的船只属于中国民间商人， 而不是真正的外国船只。 数据显示， 1868年， 共有38艘轮船悬挂西方旗帜， 总吨位达到33 14吨的船只， 从汉口一直蔓延到上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北方的天津港， 为了将漕粮从天津运到北京的通州， 清政府官员向来是在天津征用货船， 这个时候官员们已经发现， 能被征用的船只中， 有560艘属于挂着洋旗的私人货船， 这些货船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免于征用的权利。 此情此景， 让官员们煞费脑筋， 他们必须把大量精力花在验证这些船只的身份上面。 比如他们要求这些船只提供由外国领事馆签名盖章的船舶通行证， 然后提交天津道台加盖印章。 这使得船主们再次应对有术。 通常情况下， 他们只要去天津做生意， 就会提前向外国人购买通行证， 而当他们的船只离开天津港， 则又把这些证件卖掉。 之间发生一些必要的费用， 耗费一定的精力， 显然在所难免， 但相比政府官员的蛮横和勒索， 船主们自然心里明了， 这样的花费和折腾， 是值得的。
更加醒目的风景， 还不止如此。 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 有实力的中国商人干脆将自己花费巨资购买的船只完全交由外国商人管理。 1870年2月， 一家规模庞大的中国商行以8.5万两购买“天龙” 号轮船， 但船主的身份却赫然写着怡和洋行。 一年后， 中国人将该船真正转给怡和洋行， 并付出总收益的5%作为管理佣金和码头费用。 更有意思的是， 当美国旗昌洋行决定将轮船公司全部出售给中国的轮船招商局， 那些购买了旗昌洋行股票的汕头商人， 却拒绝将自己的股权一同转让。 这是1877年的故事， 中国的民间商人如此不信任作为政府商业机构的轮船招商局， 这让李鸿章等政府要员大为光火， 不过也只能不了了之。 据说，这些汕头人将自己在旗昌洋行的股份转换成现金， 购买了一批新的轮船， 成立了宁波轮船公司， 然后又和美国人联络， 买下美国旗帜， 挂在了中国人出资的轮船上。
一百多年转眼就过去了， 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这些荒诞的商业风景，的确是个问题。 有些追问显然至关重要： 外国商业力量在中国获得的特别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市场里， 还存在吗？ 中国本土商人还在努力寻找外国商业力量的保护吗？ 洋旗的价值是不是仍然醒目？ 进一步的追问是， 一百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官方的商业民族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蔓延， 而民间的商业思维方式总是与官方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 为什么本土商业力量不能在自己的市场里自发生长， 一百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仍然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 如果过度与政府力量保持合作， 则失去创新能力， 失去品牌效应， 失去市场经营的方法， 一些时候企业甚至死于官僚之手； 如果过度与外国商业力量合作， 则又会失去所谓商业民族主义的精神资源， 有时候甚至会失去政府的政策支持。
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家， 本来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但在一百多年的中国商业语境下， 似乎总是里外不是人。 这是为什么？ 我想提到的现代商业案例， 是众所周知的宗庆后， 他的娃哈哈与达能的官司， 表面上看不过是一场所有权纠纷， 熟悉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 事实上隐含着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商人的宿命。 宗庆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 似乎获得了产权的胜利， 但失去的却是国际商业力量的信任， 究竟是收获大于损失， 还是损失大于收获， 这还需要时间来加以验证。 汇源果汁的案例， 也值得提及。 当政府以商业民族主义的逻辑否决了汇源的资本战略计划， 作为企业， 汇源果汁的辛酸苦楚， 谁更清楚？ 到底是市场的逻辑高过民族主义的逻辑， 还是民族主义的信念高过市场， 这似乎不是一个口号问题， 而是一个企业清晰的经营问题和数学问题。 当然， 还要提到马云的支付宝风波。 在民族主义商业情绪和国际化商业秩序之间， 马云几乎无可选择地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商业民族主义。 在一个大政府的经济体里， 马云的选择显然是实际的， 他只能这么做， 为此他不惜损失他的契约精神， 他的商业对手似乎也理解他，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的难处。 在大政府面前， 在骄横的官僚利益集团面前， 所有的商业力量都是弱小的。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100多年来中国商业发展的潜在主题。 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谁都在戴着锁链跳舞。
四、 晚清企业的“快发财”
晚清长达60年的东南沿海贸易， 以及围绕这样的国际贸易拉动的产业链， 促使一部分中国人迅速富裕， 赚得了富可敌国的钱财。 当时的基本局面是， 国际贸易明显比国内贸易更容易获利。 按照历史学家郝延平的分析， 当时中国内地贸易年利润率可能为投入资本的20%， 而国际贸易则高达40%。 因此， 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贸易的商人， 他们的平均年利润率约为30%， 这远远高过了对农村土地的投资。 由于整个晚清的城市化并未启动， 因而对农村土地投资的利润率仅为4%。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利润空间之中， 一大批精明的中国商人用某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积聚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这成为当年万人仰慕的风景之一， 人们称之为“快发财” 。
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快速发财的晚清商人， 大多数都从草根阶层开始。 广州的经官， 本名梁经国， 6岁丧父， 母亲带着3个孩子， 贫困交加， 食不果腹。 梁经国白天上街做小贩， 晚上帮助母亲织布。 成年后， 外出给别人当雇工谋生， 做了10年的洋行职员， 把自己熬成了一个行商的经理人。 这个人因为少年吃苦太多， 做起事来忠厚诚实， 勤勉有加。 到1808年他47岁的时候， 终于成为公行的老板。 大概在1811—1827年17年的时间内， 经官销售的茶叶数量连连攀升， 因此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与此同时， 他也不断向国家捐款， 出手大方， 最后竟然捐得了一个知府的官衔。 这种官位， 也是晚清时代用钱能够买到的最高的官衔了。
徐润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有钱人。 到1883年， 徐润毫无疑问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 当时的报纸把徐润当成了红极一时的财富明星， 经常拿他当报纸头条， 说他的财产相当于31.6万个农民的年收入， 说他的个人资产净值相当于8215 0个农民的资产。 事实上， 徐润也是白手起家。 14岁去上海， 身无分文， 当了1 6年的学徒， 慢慢才熬成买办。 但他懂得投资， 可谓四面出击， 经营了很多家企业， 包括钱庄、 房地产， 同时他也是上海最大的茶叶、 生丝、 棉布的店铺老板，连锁销售成为上海滩上一道风景。
与徐润经历相似的一个有钱人， 是何东。 他是广东人， 不过大半生都身居香港。 同样是早年丧父， 家境困顿， 根本没有机会上学。 不过何东的好惯是学习，他甚至设法学习了一口不错的洋泾浜英语， 正是靠着英文口语， 他得以去广州海关做职员， 然后被怡和洋行香港分行聘请为买办。 在这个位置上， 何东干了7年。 这使得他迅速致富， 30岁他就成了名声大振的百万富豪， 他的经营业务包括了航运、 保险、 房地产和国际贸易。 进入20世纪， 他已经是香港和上海等18家大公司的董事， 而且是其中许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 可以说是荣耀一时，富可敌国也。
浙江人在快速发财方面， 同样可圈可点。 宁波人泰记， 19世纪40年代中期流落到上海， 当苦工， 不过他似乎天生爱做生意， 用小本经营， 做起了生丝贸易
， 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 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 当年的上海人说起泰记， 无疑将之视作成功的典型， 这使得泰记在上海名声远播。 温州人陈裕昌， 也是身无分文， 在19世纪50年代来到上海， 到1862年， 就已经是大富翁， 以至于外国人说起他， 都说这个人是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
当然， 最需要提到的， 是胡雪岩。 一方面胡雪岩的确有商业奇才， 他在杭州经营的钱庄， 生意兴隆， 不过民间最为称道的， 却是他与晚清高层官僚深厚的人脉关系。 可以说胡雪岩是晚清最大的金融家， 除了经营大米、 生丝， 他在上海、 宁波、 杭州、 温州、 福州、 厦门、 汉口、 北京， 都有气派的钱庄， 甚至是海关银号。
还有一位宁波人也需要提及： 叶澄衷。 叶澄衷的父亲过世的时候， 他不过是个5岁孩童， 还有4个兄弟姐妹， 以及小脚母亲， 一家人仅有的财产， 是8亩稻田。 叶澄衷开始的生计， 是一边在稻田里种地， 一边在乡间油坊里当差。 14岁， 他父亲的一位姓倪的朋友把他带到了上海， 然后又想办法让他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谋得一个雇工的位置。 几年之后， 到1862年， 他便开始自己创业， 在黄浦江上划舢板来向外国人出售杂货。 叶澄衷这个人勤快诚实， 重要的是， 他学了一些英语， 这使得他有机会将自己的生意扩大。 条件稍微改善之后， 他罕见地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 晚上让他的所有雇员集体学习英文， 因此也慢慢训练了一批属于他的职业经理人。 到19世纪末， 叶澄衷在上海有6家公司， 在汉口有两家公司， 在九江、 芜湖、 镇江、 天津、 营口、 宁波和温州都开设了商号， 大量从事贸易和机器业务。 此外， 他还开设钱庄， 这使得他拥有了融资的渠道。 到19世纪9 0年代， 他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数家缫丝厂、 火柴厂， 大面积从商业转向工业，到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个人财产已经累积到800万两， 真正可以说是富甲天下。
一个时代的经济征象，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家的活动来体现的。 晚清在它最后的几十年内， 忽然产生了一批有成效的企业家和贸易家， 肯定是市场的逻辑在起作用。 尤其是一批草根阶层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迅速成为中产阶级， 或者是超级富豪， 这表明， 晚清最后几十年的市场建设为大量有商业天分及有志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首要的原因， 是晚清政府被动建构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架构。 随着条约口岸的建立， 中国社会第一次真正直面国际贸易， 并通过国际贸易， 拉动了腹地的农业经济。 这样具有开放征象的经济发生链， 为企业家的出现准备了前提条件。企业家与开放社会， 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意义上， 对开放社会的观察， 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 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来做量化分析； 对企业家的观察， 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 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 来做具体的考量。 两种路径互为表里， 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
也就是说， 晚清之所以优秀的商业家辈出， 说明市场已经处在一种开放的过程中。 这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而言， 的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 可惜在不久之后， 晚清政府再一次回到国家主义主导经济的陈旧轨道上， 再一次用暴力的手段和民粹主义的情绪， 与国际化力量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形态的对抗， 中国的市场建设和企业家建设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 当然， 这已经是后话了。
第二位的原因， 则是农业经济向商业贸易经济的转型， 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为有梦想的人们提供了创新空间， 为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 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农耕经济的低水平状态， 长期以来市场半径过小， 自由交换不足。 但随着一种被动开放社会的出现， 市场的形态开始转变。 19世纪70年代， 贸易利润已经远远大于占有土地获得的利润， 土地收益率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不断走低。 此前的18世纪后期， 纳税前的收益率约为10%， 而在19世纪中叶， 降为4%。 到19世纪80年代， 诸如山东这样富庶的地方， 每亩土地的地租不过3两白银。 这种农耕经济的低收益率现实， 让很多人开始寻找迁徙的机会， 大量有想法、 有勇气的人们开始向城市流动， 正是这一批流动的人群中， 隐藏着日后富可敌国的企业家， 他们首先发现， 在土地上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让他们取得财富， 而近代工商业才是更加诱人的出路。
这正是所谓市场的逻辑，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曾经和正在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们， 都生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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