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尔沙卢斯·马尔迪加尼安，1915年时，我14岁，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哈普特附近的切米什盖泽克。那时的我是个普通的亚美尼亚女孩，父亲是商人，家里有温暖的炉火和满桌的饭菜，母亲会在夜晚讲故事。我从未想过，生活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地狱。然而，这场灾难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长达数百年的敌意与压迫的顶点。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建立以来，亚美尼亚人作为基督教少数族裔，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之下，长期被视为“二等公民”。我们被称作“加武尔”，意为“不信者”，税收沉重，权利微薄，常常成为地方官员和部落暴力的牺牲品。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衰落，民族主义兴起，亚美尼亚人开始争取平等与自治，这激怒了土耳其统治者。1894年至1896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动了“哈米德大屠杀”，约20万至3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妇女被强暴，村庄被焚毁。我的祖父曾告诉我，他亲眼看见邻村的女孩被奥斯曼士兵拖走，尖叫声响彻山谷。那时的暴行只是预演，而1915年的种族灭绝则是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系统化、彻底消灭亚美尼亚人的最终计划。
这场浩劫的导火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与俄国作战。亚美尼亚人因居住在俄土边境，被土耳其政府怀疑为“内奸”，尽管许多人忠诚于帝国。战争初期，奥斯曼军队在高加索战线惨败，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塔拉特帕夏，恩维尔帕夏和杰马尔帕夏将失败归咎于亚美尼亚人，指控我们与俄国勾结。这成了灭绝的借口。1915年4月24日，奥斯曼当局逮捕了数百名亚美尼亚领袖，包括我父亲。他被带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舍，那是最后一眼。后来我听说，他和其他人被砍头，尸体被扔进山谷，成了乌鸦的饵食。几天后，士兵闯进村庄，用枪托砸门，用刺刀驱赶我们。我母亲拉着我的手，弟弟紧跟在后，我们被赶出家门，加入了一支由妇女、老人和孩子组成的队伍。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奥斯曼政府蓄谋已久的清洗，根植于对亚美尼亚人根深蒂固的仇恨。
行军开始了，我们被驱赶着向南走，穿过崎岖的山路，目的地是叙利亚沙漠。士兵们毫不留情，鞭子抽在背上，刺刀刺向走得慢的人。我记得一个老妇人摔倒在地，一个士兵用刺刀刺穿她的胸膛，血喷溅出来，她在地上抽搐了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哭不出声，母亲捂住我的嘴，低声说：“别出声，不然我们都会死。”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对妇女的暴行无处不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停在一片荒地上，几个士兵挑中了几个年轻女孩，包括我邻居的女儿安娜。她16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们把她拖进帐篷，她尖叫着挣扎，可没人敢上前。过了一会儿，她被扔了出来，衣服撕得粉碎，满身是血，眼神空洞，像个死人。我母亲把我抱紧，低声祈祷，可我知道，她也无能为力。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些士兵不仅要杀我们，还要羞辱我们，摧毁我们的灵魂。
更残忍的场景出现在德尔祖尔附近。那是个黄昏，我看见士兵们抓了一群妇女和女孩，大约16人。她们被剥光衣服，手脚被绑住，然后被钉在木制的十字架上。那不是简单的处决，而是酷刑。她们的尖叫撕裂空气，血从钉子穿透的手掌和脚踝流下来，染红了沙地。奥斯曼士兵围在旁边，有的嘲笑，有的用刺刀挑弄她们的身体。一个军官冷冷地看着，像在欣赏一场表演。我躲在母亲身后，浑身发抖，泪水模糊了视线。一个女孩喊着：“上帝啊，救救我！”她的声音越来越弱，直到完全消失。我后来在美国说，那一幕比电影《拍卖灵魂》中的场景更恐怖。有些女孩被从下体刺穿，用长矛活活刺穿处决，痛苦得在地上滚动，血流了一地。我不敢看，可那些声音、那些血腥的画面，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没能活到最后。她在行军途中因饥饿和疲惫倒下，我试图扶她，可她已无气力。她用最后一口气说：“阿尔沙卢斯，活下去，告诉世界我们经历了什么。”我抱着她的尸体哭了很久，直到一个士兵用枪托砸我的背，把我拖回队伍。我弟弟也被抢走，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天，靠舔露水活下来，后来被一个库尔德家庭收留当奴隶。我趁夜逃出，躲在山洞里，吃野草和虫子，最终被俄罗斯军队救起，辗转到了美国。
瓦尔坦·哈托尼安，一位神父，记录了更残酷的经历。1915年夏天，他所在的村庄被奥斯曼部队包围，男人们被集中起来，用斧头和刺刀屠杀。他亲眼看见姐姐被几个士兵拖走，他们撕开她的衣服，当着他的面强暴她，然后用刺刀刺穿她的腹部。她倒在血泊中，低声喊着弟弟的名字。瓦尔坦写道：“我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她死去。我的心也死了。”他还提到，在特拉布宗，他看见一队妇女被绑在一起，士兵们用刺刀挑开她们的衣服，把她们推下悬崖，下面是尖锐的岩石，血肉模糊的尸体堆积如山。他回忆：“我躲在角落，眼泪流干了，可那些尖叫声还在耳边。”瓦尔坦逃到山里，靠吃树皮活下来，最终被救援组织救出。
西尔瓦德·库尔迪安，从埃尔祖鲁姆到摩苏尔的六个月行军中，见证了无数暴行。她说：“士兵们晚上挑出漂亮的女孩，拖到帐篷里。第二天，这些女孩要么被杀，要么被扔在路边，满身是血。”她记得一群妇女被赶到河边，士兵们用绳子绑住她们，推下水。她说：“她们尖叫着挣扎，水面上全是血，士兵们站在岸上大笑。”她还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被钉在木桩上，士兵用刺刀刺穿她的肚子，内脏流了一地。她说：“那个女孩才15岁，她喊着妈妈，可没人救她。”
加拉贝德·卡拉佩蒂安，一个商人，1915年秋天目睹了酷刑。他在德尔祖尔看见一群妇女被钉在十字架上，士兵们用刺刀挑开她们的肚子，血和内脏流了一地。他说：“我躲在石头后面，看着她们死去。一个女孩，大概12岁，喊着妈妈，声音越来越弱。”他还提到，士兵们把妇女赶进帐篷，强暴后割喉。他写道：“我看见一个士兵提着一个女人的头在营地炫耀，其他人哈哈大笑。”
哈努姆·加斯帕里安，年轻母亲，从凡城到拉卡的行军中被卖给阿拉伯酋长。她说：“他把我锁在帐篷里，每天晚上都来。我怀了他的孩子，可孩子生下来就被抢走。”她回忆，士兵把一群妇女剥光衣服，钉在木桩上，用刺刀刺穿身体。她说：“她们的尖叫像刀子割我的心，有个女人被刺穿下体，血流了一地。”
玛丽·萨基西安，16岁，1915年从锡瓦斯被驱逐。她说：“士兵们把我们赶到山里，每天都有女孩被拖走强暴。我的姐姐被军官带走，三天后扔回来，满身是血，已经疯了。”她记得，在一个营地，士兵把几个妇女钉在十字架上，用火把烧她们的脚。她说：“她们的皮肤烧焦了，发出刺鼻的味道，士兵们站在旁边笑。”
卢西亚·德尔贝迪安从马拉蒂亚被驱逐。她说：“士兵们晚上挑出女孩强暴。我的妹妹被拖走，第二天扔回来，满身是血，已经死了。”她看见士兵把几个妇女绑在树上，用刺刀刺穿胸膛，血流了一地。她说：“我躲在石头后面，眼泪流干了。”卢西亚逃到叙利亚，活了下来。
索菲娅·巴格达萨里安15岁时被库尔德头领抢走。她说：“他每天晚上强迫我，反抗时他用鞭子抽我。我的胳膊上还有疤。”她脸上被烙上奴隶标记，后来逃出。她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再过那样的日子。”安娜·哈恰图里安在德尔祖尔被卖给阿拉伯人。她说：“他们把我们排成一排挑。我被锁在帐篷里，每天晚上都来。我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就被杀。”
哈伊克·阿鲁图尼安，一个少年，1915年在乌尔法看见士兵把妇女钉在木桩上，用刺刀刺穿她们的下体。他说：“血流了一地，她们在地上翻滚，喊着救命。”他逃到山里，靠吃草活下来。阿斯图尔·加斯帕里安回忆，她在行军中看见士兵把女孩拖走强暴，然后用刀割喉。她说：“我姐姐被拖走，第二天扔回来，满身是血。”
格沃尔格·塔德沃西安从比特利斯被驱逐。他说：“士兵们把妇女绑在树上，用刺刀刺穿她们的肚子。
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写道：“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可怕的篇章。”他提到，妇女被强暴、卖为奴隶或烧死，士兵把年轻女子钉在十字架上，用刺刀刺穿身体。德国护士阿尔明·韦格纳拍摄到妇女被绑在木桩上，周围是嘲笑的士兵。他写道：“她们被钉在木头上，有些被刺刀刺穿，有些被烧死，场面残忍至极。”
这场种族灭绝消灭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据估计，1915年至1916年间，66.4万至12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屠杀、饥饿和疾病。战后，协约国试图追究责任。1919年，奥斯曼军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开庭，审判了部分参与者，如地方官员和军官，若干人被判处死刑或监禁。然而，主要策划者塔拉特帕夏、恩维尔帕夏和杰马尔帕夏逃往国外。1921年，塔拉特在柏林被亚美尼亚复仇者索戈蒙·特赫利里安刺杀，1922年，杰马尔在第比利斯被暗杀，恩维尔则在苏联内战中丧生。尽管如此，正义远未实现。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否认种族灭绝，声称那是“战时移民”和“双方冲突”。幸存者如我，在美国写下《被蹂躏的亚美尼亚》，试图让世界知道真相，但土耳其政府的否认让我们的伤口难以愈合。
历史学家对这场浩劫的评价不一。亚美尼亚人和西方学者，如唐纳德·米勒，认为这是20世纪第一场系统性种族灭绝，奥斯曼当局蓄意消灭亚美尼亚民族。土耳其官方则坚称死亡人数被夸大，否认有组织屠杀，称其为战争中的“附带损失”。然而，幸存者的证词、外交官的报告和韦格纳的照片，无不证明这场暴行的残酷与规模。我常梦见母亲和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女孩，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活了下来，但我的心留在了那片血染的土地上。这场悲剧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伤痛，更是人类良知的警钟。
赞(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