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站在百年经济史的流变中学习
那是五年前的一天，苏小和找到我，说是要研究中国百年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揭示自1820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和企业家阶层崛起的历史、规律和特征。当时我也很激动，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有些人对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方向表示怀疑，对邓小平的“市场逻辑”也提出质疑。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见微知著，启迪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我认为，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纵向、横向和实证研究来回答:
其一，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时代?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方式从何时得以发展?这种开放的、竞争的、自由交换性质的市场经济形式很快催生出带有中国烙印的第一代企业家，这是市场启蒙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开端。这些企业家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其二，中国第一代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为什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以至于到今天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纯粹市场意义的企业家阶层，那些刚刚萌芽的具有一定市场特征的企业家为何迅速被庞大的官商结合传统遮蔽、挤压?
其三，从历史潮流看，晚清、黄金时代、民国中后期和1978年之前的经济的有限演进给历史留下了什么?是历史的财富、工业化的勃兴、财富的积累，还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思想，即现代化进程?这样的进程怎样催生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向多样性格局转型，导致传统的士绅阶层的分裂、现代城市精英的崛起、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企业家阶层对市场经济的主动探索?中国从此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方位，这一进程有哪些本质上的规律、趋势和特征?虽然过程百转干回，但历史的方向已经确立，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只能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顺势而为。
从苏小和五年来苦心研究形成的经济史笔记来看，他显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必须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学习，必须要通过一种全面的学习，尤其是站在历史的河流里，向历史学习，找到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改革开放的价值谱系和方法谱系。而这样的学习呈现为四个重要的维度。
其一，中国企业必须学习金融自由。
在当今的几大市场体系中，金融或许是首先能够释放出改革红利的产业领域，这样的比较，是基于对放权让利、城市化和减税等几大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理所当然，也是因为金融在任何一个市场变革的时代，一直肩负着某种引领资本导向的重大使命。
事实上，这是一个历史维度的回顾。
民国初年著名的黄金时代，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壮观的时代，正是从金融的自由秩序开始的。当时，上海、宁波、福建沿海，包括整个东南沿海城市，有着中国历史其他时期无法比拟的自由钱庄和外资银行，当然也有着政府主持操办的大型银行。这是一个金融机构自由竞争的时代，因为企业的展开，市场的交换，首先得到了金融的有力支持。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当进出口贸易自由流动，当生产和交换呈现出显著发展的态势，当企业和企业家的利润明显增长，其发展的内在理由，一定是得到了自由金融信贷的有力支持。一个基本的市场事实是，自通商口岸时代来临，中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民间钱庄的发展，一直处在外国银行和晚清政府管制的双重挤压之中。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外国银行纷纷缩减规模，甚至撤离中国市场，当时晚清政府垮塌，新的大政府主义尚未建立起来，这种局面为中国民族的自由金融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而1978年之后浙江的一些城市，包括温州、义乌、宁波、杭州等地的市场交换迅速展开，企业的诞生和发展相比其他经济地区，可谓一日千里。表面看上去是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效应，事实上在金融支持的层面，乃是这些地方的地下钱庄的传统力量首先复活，这些具有醒目市场逻辑的民间金融机构，暗流涌动，为整个浙江的民营经济的开展提供了民间的金融支持。这是必须要说的一个事实，没有这一点，今天的浙江私有经济不可能如此蔚为大观。而今天一些地方对民间金融用一种叫作非法集资的罪名进行打压，包括浙江的吴英案，湖南的曾成杰案，以及之前的孙大午案，都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家自发秩序的干预，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暗流涌动的民间金融，没有潜滋暗长的民间集资，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会形成今天的规模，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不能拥有今天的格局。如果对金融的自由秩序进行彻底打压，第一个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并不是企业家，而是地方政府。
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各级政府热衷的招商引资，事实上也是一种金融的秩序，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政府政策。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无力给百废待兴的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因此政府必须放开金融的自由度。对外资的金融开放，中此成为政府金融政策的热点，也是最容易看得见市场效应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史学家将招商引资解读成国内市场的金融自由秩序，就具有深刻的市场逻辑。也就是说，正是游离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外国自由金融和民间资金，在最关键的改革初期，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金融动力。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醒目发展，都是人们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结果。一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既是一种对历史市场经济思想资源的传承，也是一种合乎市场经济一般秩序的理论回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并不需要伟大的创新，需要的乃是接续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传统，接续经济学理论的一般秩序。由此，我们有理由再一次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依然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水平，那是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之后再无明显的制度改进。中国经济要想再一次获取改革红利，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和方法，是起点。
如此看来，金融新秩序与新构想对当代中国企业的拉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改委明确提出，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之内，政府鼓励私人银行机构的发展，鼓励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这是一个旨在拉动内需型金融市场的大措施，相信将会对中国的民间资本构成巨大的市场刺激。未来几年之内，会有大量的民间资本逐步向中国的金融产业流动，更会产生一大批具有醒目
金融属性的企业家，中国会出现一批具有产权清晰意义的银行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广泛金融基础的企业和产业，比如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比如马云的淘宝系统，这都是非常容易转型为金融企业的热点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诸如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接下来成为一个银行家，大概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另外一个热点的金融领域，就是上海这座巨大的城市。李克强去上海考察，给上海市长提出的问题是，你们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上海市长的回答是要改革。这个经典的对话，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必须高喊改革的时候，所有发展的可能性，都只能源自改革产生的红利。作为近现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大城市，上海今天的改革路径，正是金融领域的率先改革。要在上海建立以金融改革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在离岸金融创新的维度上，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深层次的改革阶段。相关的议论可谓众说纷纭，有人释放出这样的消息，说是国务院几大金融部委并不能理解国务院关于金融改革的力度与构想，甚至有某种意义上的抵制，这让新总理大为光火，拍着桌子要推进有实际市场意义的改革。现在来看，这种改革措施的推进，已经没有悬念。相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外资银行将会在上海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在上海展开具有真正国际化意义上的竞争，这会在整体意义上拉高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能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未来30年之内，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头和银行巨头，是一种可以展望的事实。
其二，中国企业必须学习城市化进程。
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秩序里，城市化是最具有市场外部性的板块。或许是考虑到了中国市场语境的特殊性，官方的表述，将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理论，修改成了中国式的“城镇化”。在谈及城镇化的时候，官方准确的表述是，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所谓必由之路，或许是一种历史资源的表述和一种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分析;所谓应有之义，或许是指中国经济必须回到古典经济学关于城市化的一般理论的维度上来，回到城市化的规律上来。
先看必由之路。
必须要陈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史在进入近代以来，一直是依靠城市化的先发秩序发展起来的。人们记得“通商口岸”这样的历史名词，在经济学的语境下面，这就是一个经济体的城市化事实。可惜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完全被僵死的意识形态把控，几乎每个人读到通商口岸的历史，都条件反射一样浮现出半殖民地的、丧权辱国的历史，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生理反应，让中国人完全不理解城市化的道路，不理解城市化的发展事实上首先兴起于工业化之前，并且全面拉动市场体系的边际效益递增。
如此，事关城市化的命题，中国人必须要跳出意识形态的陷阱，看清楚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事实上正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人们熟知的东南沿海城市，从广西的北海，经过广州、香港、厦门、福州，向东边推进，以此出现温州、宁波、杭州，在上海构成中国近现代经济秩序最大的城市化风景，接着向北推进，出现青岛、天津、大连、旅顺等极具国际市场气象的城市群体。这样的事实如此明显，所以人们必须面对一个经济史的事实，这些城市的兴起，一方面是一部被动开放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一部市场体系不断建立的历史，重要的是，这样的历史，是以城市化的推进为路径，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这样宏观的视野之上，有学术精神的人们，肯定要分析上海。
上海作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远东大城市形成的市场逻辑，最大的特点，是以城市化的方式，实现了不同领域、不同组织、不同市场资源的结合。注首先是基于开放社会和国际贸易的市场秩序;其次是人口的自由迁徙;第三是城市降低了市场交换的交易成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市场信息，为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的语境;第四则是企业家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创新的方式做大了市场的规模，促进了城市的继续发展。因此，上海城市的高速发展和民国企业家阶层的不断涌现，构成了民国经济的宏大风景，成为一部市场经济史的最有模仿意义和示范意义的篇章。
最有深意的历史发展格局在干，上海的版图在这个时候形成之后，之后大约70年，再也没有过有意义的拓展，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浦东，反思自己当年将浦东遗忘的政策失误，上海的城市化发展才接上历史的轨迹，越过黄浦江，朝着浦东展开。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在城市化的意义上，上海的确被耽误了70年。
深圳值得我们深度分析。
习惯了新华社报告文学叙事的人们，当然认同深圳的兴起，纯粹是邓小平在南边画了一个圈。但城市化的理论告诉我们，之所以有深圳，第一个原因是因头上游有香港，没有香港，深圳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深度的追问在于，香港来自哪里?答案是，香港来自晚清被动开放的市场秩序和通商口岸的城市化逻辑。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圳的下游为深具市场经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没有这样的市场背景，深圳就不具有市场的纵深感。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邓小平画了一个圈，不如说他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逻辑，顺应了城市化理论的一般秩序。是的，这是必须要说出来的观点，无论怎么评价，关于邓小平，他一直都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人，所谓顺势而为，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大势，看到了城市化的市场效应。他没有选择故步自封，而是选择了开放。
深圳对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到底形成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可以用数学工具加以呈现的城市化课题。没有作为一个城市化现象的深圳的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加上老牌的广州，再加上依附在广州和深圳边上的一系列小城市，这个被称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带的巨大的城市化群落，才是所谓广东模式的经济学意义。多年以来，太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广州，奔向深圳，城市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而且改变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
再看应有之义。
城市化的应有之义，首先是城市化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这是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或者是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实务的一种普遍的经验。随着国民经济内需市场的勃兴，城市化的进程得以沿着自由迁徙的层面打开。市场的自由交换在迅速进行，这包括了商品的自由交换，也包含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大量的移民向大型城市流动，企业的发展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这正是城市化的逻辑，按照威廉配第的观点，城市化在交换的层面最大的效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人必须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才能带来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城市化的进程事实上是一种信息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市场实现了一般意义的均衡，经济得以全面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步骤，首先城市化，然后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企业家得以成为创新的动力。如此，当决策层把城市化当作重要的改革方向，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秩序层面，局面就变得令人心动。因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向城市的涌动。经济学的逻辑是，发端干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又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正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深度演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以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辨的经济学应有之义。当我们说到城市化，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改称为城镇化，当我们说到城镇化，我们则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化的进程，是政府计划或者引导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
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思维，总是在控制着我们的脑袋。事实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形成，一定是人口流动的结果，而人口流动或者迁徙，一定是市场的自发秩序，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府的计划所为，不是政府不愿意，而是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当权力在手，政府总是不愿意在市场的面前顺服，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级政府总是会出台有关小城镇建设的政策，仿佛这样的政策一出台，人们就会自愿来到城镇里生存。政府的确为此做过大量的努力，但实话实说，大多数由政府打造的所谓城镇，或者所谓的开发区，要么干脆就是一个泡沫，要么就是一座只有房子和街道，却没有人口流动的空城。
相关的教训其实是很醒目的，但似乎没人愿意总结。我们的担忧由此产生。关于中国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唯一值得不断强调的关键词，其实是自由，而且是每个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的自由，自由地迁徙，自由地选择。如果说事关城市化所引发的市场效应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实，这个事实一定是通过城市化带给中国人以更大的自由。自由才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价值与规律，城市化的演进，首先是人的自由演进，一旦政府以一种市场设计师和城市化设计师的形象出现，每个人的自由就会消解，人们强调且追求的城市化，说不定又是一场泡沫。
其三，中国政府必须向20世纪80年代学习放权让利。
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最明显的改革动作，应该是力主政府放权让利，比如国务院很快出台了一套政府各部委必须放权的明细表，从发改委到教育部，几乎各大部委都有明确的放权条款，我们仔细读过细则，一方面惊讶这个政府在过去号称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体制里，竟然还牢牢控制着很多菲夷所思的项目审批，有些审批手续几乎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一方面也感叹，中国的事情真不好办，正如鲁迅所说，在这个地方，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还比如总理说，“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投资办企业”，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其实不仅包含着政企分开这样伟大的市场经济命题，而且隐含着中国1978年以来一部心酸的、艰难的、缓慢的、起起伏伏的改革历史。
如何理解总理的这些陈述，不仅仅是一个政策导向的解读问题，对干具有学术思辨能力和历史分析能力的人们而言，比政策解读更重要的工作，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强调市场分工的常识，企业的常识，政府的常识，竞争的常识，历史的常识，凡此种种，应该有人提出，有人陈述，有人梳理，当然，也有人倾听。
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内，企业既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政府财政的收入，因此，抓住企业，就意味着抓住了经济的本质。这本是经济学的一般常识，不过在195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主要态势，却是企业的严重亏损与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
许多年之后，经济史学家们回头观察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针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能够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深刻的市场经济常识，正是这种常识性的回归，让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市场规律的秩序之中，并由此催生出贯穿三十多年的企业进步。
第一，中国经济体制终于意识到企业在市场中的创新地位，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范式之一，只有企业才能促进市场交换，实现财富增长。
第二，放权让利的重要经济学常识，是在方法的层面促进了政府和企业的分开。1978年的确是中国庞大的政府计划经济权力开始退出市场的一年，也是企业开始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的重要一年，人们看到了，这种基于经济学常识的回归，是从地方经济的先行探索，领导人的改革意愿和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思考与传播开始的。一个社会整体意义上的思想启蒙与转型，才能催生出一个改革的年代，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依然在享受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权让利企业改革的红利，这是一个必须大声说出的经济史事实。
第三，当年国务院围绕放权让利推出的五个文件，虽然在企业权利的界定上上存在力度不够、深度不深的问题，但比这些措施更重大的意义，是让企业的问题回到了企业，政府开始以一种尊重企业管理技术的姿态出现，这不仅让中国人很快跳出了经济意识形态的窠臼，而且开始探索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科学。回头看这些文件，人们发现基本思路是让企业把企业的效益与企业本身的利益结合起来，不再继续把企业当成政府的一个派出性行政机构，这使得企业成为了市场的主体，企业内部的员工开始成为具有一定产权界定意义的企业家属性，而这正是接下来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辈出的经济学理由和改革理由。
第四，放权让利的政府改革是最能形成改革红利的方法。这是今天高层的共识。学习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放权让利，必须从国家发改委或者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这样庞大的机构入手，只有他们放权，地方才会放权，只有政府放权，企业才会有市场空间，这个常识必须反复强调，否则中国经济总是会反复掉进计划经济的错误深渊里。
第五，在各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放权让利的发展绩效最为明显，这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经济史事实。历史作证，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高层领导、地方政府探索、企业自主和经济学家呼吁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给当年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促使企业在很短时间之内拥有了一定的改善经营管理、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在丰富的历史材料中，我们能发现历史的经验，也能发现历史的教训。35年之后，决策层再次把政府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切口，可谓意义众多。首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放权让利改革，虽然历经35年，但远远没有完成;其次，抓住以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重点，如能真正做到实处，能牵一发动全身，再次获取改革红利;再次，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既是历史，也是当下，既是经验，也是任务，个中的艰难，闲惑，方略，历史里有答案，有步骤，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事实上不需要响亮的口号，不需要夸张的表情，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在停止的历史里拓展历史，这才是放权让利改革的全部效应。
其四，中国企业必须学习企业家的职业精神。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成熟的职业化的企业家阶层，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面临市场的自治秩序问题，而且这种自治，既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多中心治理秩序，也是一种由企业家来主导的市场自发秩序。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接受市场的多样性主体结构，同时接受企业家来主导社会化服务。
必须肯定，今天中国的决策层意识到了这样重要的命题。我们很快就从官方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讲话里，找到了政府要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说辞，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文件，第一次将治理这样的现代性学术名词写进了文件。因此，可以展望的事实是，如果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和视野来允许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成长，那么接下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由企业家来主导的自治社会。毫无疑问，这样的企业家自治秩序，必然有助于政府又好又快地管理公共事务，形成政府成为市场守夜人的良性格局。
身为中国企业家的一员，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学习的时代，从1820年开始，中国人都在向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体系学习，这是我们一百多年以来最大的主题。而在这样的学习时代中，真正具有学习能力，且不断尝试、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一群人，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好这样一本经济史笔记，一本关于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
是为序。
刘晓光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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